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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作分殷之器物

更新時間:2024-01-22  作者:瘋神狂想
我的系統不正經 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作分殷之器物
商系統的銅器鑄造技術都非常高超,有著十分精美的紋樣,尤其是銘文。

商系統的青銅器主要有兩種銘文,一是用來表示族屬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來表示的日名。

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中,共有十多種族徽文字。

其中“戶”出現最多,共有三件,故發掘者認為墓主即為戶氏。

當然,此說也不確定。

這兩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種類過多,張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確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統的銅器鑄造比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紋樣模糊,與商代銅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此外,3號墓中還出土了鑾鈴、當盧等車馬器。

而這些都是在西周時期才開始出現的,當屬周系統銅器。

此外,這兩個墓葬中均隨葬有一個高領袋足鬲,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關于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屬問題,其年代為西周初年,墓主應為當時的姜戎首領。

在此基礎上,還有兩個關鍵問題。

在商周考古的報告中常有商周之際、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難以判別導致的。

就文獻記載來說,商周交替的標志,是武王滅商這一歷史事件。

但這個分界點,通過考古學是很難確定的。

因為王朝更替是一個瞬時的歷史事件,而考古學文化卻無法在短時間內發生明顯變化。

這片墓地的年代,就處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

因此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無法確定其具體年代的。

考古學的年代問題,分為器物的年代、遺跡單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三個方面。

所以,千萬不能簡單地從器物的年代,來判斷遺址單位乃至整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

要解決這片墓地的年代問題,必須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兩條線索。

這一點要先從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塤的時候,陳文哲就知道,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過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攤主的先人們不重視陶器,或者是百年下來都處理了,反正他是沒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當然,一些好的東西,就算是陶器,也會被重視,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幾件陶器。

這一點跟唐宋之后的情況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壞,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現在的比較少。

當然,這是相比后世瓷器來說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還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塤,還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銅器使用的陶范,這些東西堆積在一起,也被發掘了出來。

陳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領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譜系中最晚出現的一類。

其在關中地區有著大量分布,從寶雞到長安一帶,存在若干墓例。

如鳳翔南指揮西村M42、岐山賀家M1、長安豐西毛紡廠M1等。

這些墓葬均帶有壁龕和周系統的乳釘紋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這也就是陳文哲的記憶力超強,還對考古方面的知識十分感興趣,要不然,別人看到這些東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說找出相同點、不同點了。

不過,總歸照片上還是銅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還是要看銅器。

從銅器來看,出土的銅器年代特征十分明顯。

而且陳文哲還知道,這一批銅器與安陽殷墟出土的銅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為殷墟四期晚段。

這批銅器很可能是武王滅商后,周人從安陽帶回的戰利品。

他的依據有二:其一是文獻。

《史記·周本紀》與利簋的銘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滅商的記載。

《周本紀》還記載武王滅商后“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見武王滅商,這一歷史事件是真實存在的。

其滅商后,還以商的器物作為“宗彝”用以分封諸侯。

此外,通過歷史文獻可以看出,“封建”這一行為,還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商移民進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會將許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帶入;

其二是安陽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的發現。

這個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紋簋、多齒冠鳳鳥紋卣、直棱夔龍紋器座范等。

但是用這批陶范制作的銅器,在安陽卻從未發現,反而在關中地區廣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過去此類陶范制作的銅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發掘者則根據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許應當提前到商末。

這意味著這批銅器的鑄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戰。

導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當作戰利品帶走了。

此外,此類帶有單個族徽和日銘的銅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遺存中均有發現。

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銅器,曾在短時間內遍及周王朝的版圖。

這不可能是偶然現象,而是這批銅器為周人所掠的另一條證據。

所以,陳文哲看到的這批銅器當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來自安陽的可能性最大。

具體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滅商不久。

在確定了墓地的年代后,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其一,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為西周考古的年代標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這對重新探討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與政治格局的變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這片墓地和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地的發現,為解決安陽殷墟商代銅器作坊的年代下限問題,及商、周銅器的分界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其三,通過梳理全國各地的考古材料發現,關中地區乃至整個西周文化分布區,在西周初年出現了大量商代青銅器。

其分布范圍比安陽時期還大,這證明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銅器,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這一現象是周人通過分封對商人財富再分配的結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體更替之表現。

這樣一來,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屬與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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