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末長劍 集中解答一些問題
隨著劇情發展,劉漢政權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有些背景知識的介紹,不太適宜放在正文中,于是發個單章,豐富一下。
第一,匈奴的人數。
第一卷94章已經介紹過了,曹魏時期大概三萬余落,十幾萬口。
那么西晉時期呢?以下僅包括內遷匈奴十九種。
開幕雷擊——西晉開國那一年(泰始元年265),“塞泥黑難等二萬余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后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開國第一年就內遷了十來萬匈奴人。
咸寧三年(277):“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后十余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人數不詳。
咸寧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咸寧五年(279):“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十萬余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
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并撫納之”。
太康十年(289):“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以上僅僅是司馬炎時期內遷的,沒算以前“積存”的,也沒算晉惠帝、晉懷帝時期被劉淵招誘南下的。
有些讀者不信,認為匈奴沒多少人。
我數學不好,有沒有大手子幫我計算下?
司馬炎時期的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后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看看當時的描述,并州、關中到處是匈奴,并州是相對最集中的。
這還僅僅是匈奴,沒算羯人、烏桓、鮮卑。
烏桓是內遷人數僅次于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產方式。
匈奴并非沒有種地的習慣,早在西漢年間就有了,但因為草原的環境,只有特定地區適宜種植業,因此規模不大。
南遷之后,他們把在北方草原種植的糜子帶了過來,作為傳統農作物耕種。
糜子非常適宜草原的環境,事實上一直到遼國時期,契丹人還特別喜歡種糜子,潢水(西拉木倫河)流域種植業規模十分龐大。
當然,他們所謂的種植業,與漢地又大不一樣。
別以為內遷漢地后,他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就漸漸向漢人靠攏了,這可真不一定。
唐代內遷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穡,但以游牧、弋獵為業,整個南陽盆地、淮西到處是趕著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漢交融之后,當地風氣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賊”。
內遷匈奴、烏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種地時,往往種子一撒,然后就不管了,秋天再來收割,貯藏于地窖之內。
這種習慣在后世諸胡中依然有體現。
唐代的吐蕃人占領河隴后,在當地種青稞、麥子,是同樣的操作方式,播種就完事了,沒有田間管理。
五代時的奚人“春借邊民之荒田種穄,秋熟乃來收獲,畢則窖于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會,依然如此——“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去,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獲。其去非無因,或獵或牧。”
種地只是增強了他們抵御風險的能力,讓他們能養活更多人,事實上他們是半農半牧的生產形式。
這從他們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來——不種桑麻織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類。
第三,匈奴的軍事。
有些人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認為兵要一直養著。
事實上,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大規模募兵(職業化)以前,中國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么是征兵?
就是從地里拉來農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種地。
下次需要打仗時,再把你征發起來。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軍餉的,有一筆龐大的維持費用。
開啟大規模職業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時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據擺在那里,光一個范陽鎮就九萬人,當時全國大約56-60萬軍隊。
但請注意,這個時候的軍隊,并不完全脫產,還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書友提到怛羅斯之戰,其實高仙芝沒多少兵。
整個安西四鎮,也就兩萬余兵。
他當時應該是挑選了幾千或一萬兵——不可能全部調走,地方要駐防——然后又征發了“土團鄉夫”(農閑時操練的農民)一萬余人,湊足了兩萬唐軍(1萬以內的正規軍+1萬多土團兵)。
另外,他還征發了蕃部丁壯五萬人——葛邏祿、突厥種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鎮割據時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憲宗時期都有宰相匯報,九十九萬余人——具體數據我上本書寫過,記不清了,99萬7千多還是8千多的,精確到了個位數。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確到個位數,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冊上有這么多人,財政預算也要按這么多人來制定。
唐三百多州,每個州都有州兵。幾個州組成一個藩鎮,有鎮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點,還有縣鎮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士兵們不愿意屯田了。
除了少數邊遠軍州,物資轉運困難的地方還有屯田現象外,剩下的都是職業士兵。
中晚唐一個兵年花費20-24貫石,當時全國財政收入最多時3600萬貫石——和明清時不一樣,中晚唐兩稅法(以財產多寡計稅,不按戶計稅,有錢的多收,沒錢的少收,有點類似清朝的攤丁入畝)時,商稅(榷鹽、榷茶、榷鐵、榷漆等等)最多時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一半。
當時唐廷給每個藩鎮定了軍額,如宣武鎮十萬人、淮南鎮三萬五千人、幽州鎮五萬人等等……
數據有據可查。
養不活兵的藩鎮,中央補貼,這些藩鎮一般相對聽話,愿意為中央打仗,討伐不聽話的藩鎮。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養多少兵費勁這種事。
我第一本書正好寫大航海時代的,比較了解那時候的內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職業士兵。
其次,火器時代,花費激增。
第三,國王其實沒什么錢。
英格蘭國王為了打英荷戰爭,把老婆的嫁妝都賣了,還欠了一屁股債。
這些債向誰借的?
貴族、教會、銀行家。
這是東西方國情的不同。
軍事和外交歸國王,國王打仗,貴族、教會不一定出錢的。
國王只能在直屬領地征稅,或者借債。
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們還給國王高利貸,比如信譽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貸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幾次破產。從美洲運回來的金銀,經常來不及鑄幣就直接以銀條、銀塊形式拿去還債。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費掉了,并沒有用到軍事上。
好像扯遠了。
再說回匈奴。
胡人政權,你用漢地的標準來衡量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胡人政權的征兵形式大同小異。
有據可查的契丹,一戶出一丁是常態,三戶出兩丁也不鮮見,出征的人還要自己準備武器和一部分糧食、肉干、奶酪。
他們種地后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間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后,女人小孩亦可勉強放牧,維持生產。
大發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齊上陣,固然會影響農牧業生產,但負面影響遠不如漢人那么大——當然,非到生死存亡時刻,也沒哪個首領閑著沒事玩“大發”。
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幾乎沒有維持成本,所以不存在養不養得起這種事情,因為他們就不養兵。
胡人正規化建設后,也會嘗試組建職業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軍,平時就有人供養,不怎么需要干活,專心訓練就是了。
另外再談一下組織形式。
此時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歷史上胡人組織形式出現質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實行“茹—東岱制”。
翼長、萬戶、千戶、百戶、小將——翼長統領至少一個萬戶。
這是史上第一次出現如此嚴密的組織結構。
茹—東岱制下,各級官員管軍又管民,以軍法治民,組織度非常高。而且軍事裝備非常好,從中亞、天竺擄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制的具裝甲騎。
說實話,若非吐蕃這種農牧混合國家運氣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計會很厲害,畢竟安史之亂后,他們深入中亞,與阿拉伯人激戰,還經常南下印度搶劫。
當然,吐蕃運氣也不錯。
唐玄宗天寶年間,吐蕃連吃敗仗,損失慘重,九曲之地盡皆丟失,有亡國之憂。但戲劇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亂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制度,與女真的猛安謀克制、蒙古的萬戶制大同小異。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籬,以一種組織度更高的形式調用他們的人力物力,并且提升了凝聚力。
這會的匈奴還不存在這種組織度。
最后說一點,算是我的個人見解,不一定對。
就總體而言,募兵制是要優于征兵制的,缺點是維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話,募兵也要領工資,而征兵在家種地,是農民。
打仗的話,募兵要領雙倍乃至三倍工資——中晚唐防秋,各藩鎮派兵到邊境,幫助中央守邊,朝廷給兩份工資,藩鎮給一份工資,三倍工資。
而征兵打仗,還是沒有工資,或者只有極少的賞賜。
在募兵制大規模開啟前,壓根就沒軍餉這個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聽說過“一漢當五胡”這種說法。
對,這是西漢年間。
到了后來,陳湯說現在不行了,只能“一漢當三胡”。
原因是什么?
胡人也在進步啊。
西漢時中原與匈奴的文明、生產力差距極大,體現在戰爭上,就是西漢軍隊武裝到牙齒,而匈奴只能武裝極少數精兵,絕大多數人居然用骨箭,更別說大規模裝備甲具了。
另外,當時馬具也不行,騎兵威力不夠大。
東漢時,這個差距縮小了。
胡人裝備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現了能提升騎兵戰斗力的馬具。
到了魏晉南北朝,因為胡人大舉南下,差距更加縮小。
而且雙邊馬鐙、高橋馬鞍出現,讓騎兵可以借力,在馬上做更復雜的動作,騎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漢人軍隊的裝備優勢更小了,這時候怎么辦?
只能靠武勇。
說一個典型例子,唐中宗時在陰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甕城、馬面,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對。
反對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們認為城池修得太好,會讓士兵有依賴心理,不愿出城野戰。
唐代朔方軍六萬余人,其實馬不多,絕大多數是步兵。
胡人騎兵來了,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戰。
畢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統草原對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個靠步兵稱雄的霸主了,奇葩。
寫得有點散亂,其中一些還是集中回答讀者的疑惑。
先這樣吧,繼續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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