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八章 赫爾岑小組的致謝

誰能想到，前些天第三局還稱這幫青年為“自由主義的毒蘑菇”，如今這朵毒蘑菇卻坐著馬車從莫斯科直驅帝都彼得堡。

馬車搖搖晃晃，貂皮斗篷下的玻璃瓶叮當作響。

“先生們，記得把車廂毯子里的伏特加瓶子藏好。”赫爾岑用凍得發紅的手指敲了敲車窗：“咱們送的可是產自沃洛格達修道院的禁酒，不能讓憲兵當作貢品扣了去。”

馬車剛過特維爾哨卡時，赫爾岑突然拽開車窗。

寒風卷進來伏特加蒸餾廠的味道，熏得所有人打了個噴嚏。

赫爾岑望見扛著卡賓槍的騎兵中尉從崗哨里走出來，還不等那家伙走近，他便早已熟門熟路的從衣兜里摸出幾張紙鈔。

裹著熊皮斗篷的騎兵中尉靴尖踢了踢車廂底板，喉結在毛領間緩緩滾動：“我說……”

還不等他開口，赫爾岑便搶先遞出通行證，隨口應了聲：“中尉，您有東西掉了。”

“我有東西掉了？”騎兵中尉一低頭，發現自己腳邊的雪堆里赫然躺著兩張十盧布的紙票。

剛剛還板著臉的中尉臉上頓時多了一抹真誠的笑容：“我怎么沒注意呢，真是誠實的小伙子。罷了，你們先走吧，祝您一路順風！”

中尉草草掃了一眼證件，將它返還給赫爾岑，旋即板正的敬了個禮，扭頭招手示意前方哨卡放行。

“也祝您一路順風。”赫爾岑笑著沖對方揮手告別，在監牢中蹲了兩個月的時間，他可不是一無所獲，除了把那本《意大利文法辭典》倒背如流以外，他學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決人情世故的難題了。

其實總得來說，赫爾岑的監禁生涯過得還算順利。

不論是在莫斯科警察總署期間，還是被關押于克魯季茨兵營期間，他都沒有受到過多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于他與那群負責看管他的憲兵們處的還相當不錯。

在軍官們跟赫爾岑熟悉以后，他們甚至愿意在他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總是給這位年輕人一些小小的優待和方便。

有一次他被房間內的爐火熏壞了，整個人都因為煤氣中毒暈了過去，還是托一位白發蒼蒼老憲兵的福才得以被妥善醫治。

說是醫治，其實就是一些常用的土方子，煤氣中毒這種現象在俄國并不罕見，要治好無非就是讓病人嗅一些混雜了姜的鹽，蘇醒之后再喝一杯滾燙的格瓦斯。

雖然不知道這方子的原理究竟何在，但是好在效果不錯，老憲兵就靠著傳統手段救活了赫爾岑的命，挽救了他差點因為如此滑稽的原因而英年早逝的命運。

兩個多月的牢獄生涯甚至令赫爾岑對整個憲兵團體的印象都大有改觀，雖然他從不掩飾自己對于這一特務機關的厭惡，但他卻驚訝的發現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是相當善良的，這些人根本不是奸細，而是誤入歧途，走進憲兵營的。

那些負責看守赫爾岑等政治犯的憲兵，大多上了年紀，這是因為城防司令部的謝苗諾夫上校為了表示關心部下，通常會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們站隊出操，又派了一個上等兵，一個暗探和騙子，作他們的頭頭。

而那位幫赫爾岑醫好了煤氣中毒的這個老憲兵尤其單純忠厚，老菲利蒙諾夫，人家待他好一點，他就感激涕零，看來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

他參加過1805年和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戰爭，以及1812年針對拿破侖的衛國戰爭。

他的胸前掛滿獎章，按理說，這樣的戰斗英雄，而且又遠遠超過了25年的服役期限，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理應早就能申請返鄉了。

赫爾岑曾經問過他不回家的原因，老菲利蒙諾夫卻只是眨巴著眼睛回道：“我兩次往莫吉廖夫省的老家發了信，可是一直沒有回音，想來家中應當是什么人也沒啦。有時候，回到家鄉就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無家可歸，最后仍舊只好到處流浪，所以算了吧，索性就留下吧。”

如果說老菲利蒙諾夫是憲兵團中普通士兵的代表，那赫爾岑認識的中下層憲兵軍官則是另一種悲劇的體現。

這群人大多是沒受過教育或者教育程度不夠的世家子弟，他們既無財產和謀生手段，又找不到其他職業，于是只得參軍當了憲兵。他們按照軍隊的紀律執行任務，但是他們的行為怎么看都不是自覺的。

當然，這里必須排除那些冷的像冰的憲兵副官，因為他們正是靠著惡劣的天性和狡詐的手段才當上了副官的。

有一個與赫爾岑關系不錯的下層青年軍官曾經偷偷告訴赫爾岑，1831年他接到一項任務，要捉拿一個潛伏在自己莊園附近的波蘭地主，他的罪名是與波蘭叛亂政府的密使有聯系。

軍官根據收集到的情報，獲悉了地主隱藏的地點，率領一隊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團團圍住，帶著兩名憲兵進屋。

屋內空空的，他們搜遍所有的房間，找不到一個人，然而若干跡象顯示，屋里剛才還有人來著。

小伙子把兩名憲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頂樓；經過仔細觀察，他發現了一扇小門，小門通向貯藏室或別的什么小間。門是從里面倒鎖的，他一腳踢開門，一眼就看見里邊站著一個頎長的女人，生得相當漂亮。她沒有作聲，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雙手抱著一個幾乎已失去知覺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

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軍官不知如何是好。頎長的女人看出了這一點，就問他：“您忍心殺害他們嗎？”

軍官表示了抱歉，講了些庸俗平淡的廢話，什么軍人的無條件服從、責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話絲毫不起作用，感到無能為力，于是青年軍官只得問道：“那么我該怎么辦呢？”

婦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著門外說：“下去告訴他們，這兒一個人也沒有。”

軍官說到這里嘆了口氣：“真的，我不知道這是怎么搞的，當時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頂樓，命令軍士整隊集合。過了兩小時，我們去往另一個莊園上認真搜查那個波蘭地主，但是他卻已在偷越國境了。唉，女人！世上真有這種事！”

每每想到這些故事，赫爾岑的心中便涌現出各種各樣奇妙的感覺，如果旁人和他聊起第三局、聊起憲兵，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齒，但是如果與他聊起老菲利蒙諾夫和那位青年軍官，他實在沒辦法對這些人提起恨意。

這讓他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讀普希金文章時的感受，當他看見普希金談到蘇格蘭場對倫敦貧民進行殘酷鎮壓的時候，他簡直恨不能對這群穿著制服的暴徒飲其血、啖其肉。

但是，偏偏下達鎮壓命令的那個家伙，卻是幫助他擺脫了牢獄之災的亞瑟·黑斯廷斯爵士。

他真的很難想象這位優雅、平和的英國紳士居然會做出那種事，而且在做出那種事之后，他居然還能與海因里希·海涅、亞歷山大·仲馬等等進步派人士保持良好關系……

或許，他也僅僅是像青年軍官和老菲利蒙諾夫那樣奉命行事？

或許，在這背后，還有許多他無法了解的苦衷？

自從離開了牢獄后，赫爾岑頭一次感到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業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門別類，貼上標簽，不加區分，一律看待，這究竟是多么沒見識、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

讓·保爾·里希特爾說得很對：孩子撒了謊，應該警告他這是做壞事，告訴他，他騙了人，可不要說他是騙子。

因為假使您把他定義為騙子，就使他喪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

大多數人聽到“這人是兇手”，馬上會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蠻的相貌和陰謀詭計，仿佛殺人是他的本行和職業，實際上這人一生只偶然殺過一個人。

誠然，英國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別人的墮落作交易的奸細，又是正人君子。

但他可能既是憲兵軍官，又沒有完全喪失人的尊嚴，正如在腐敗的社會造成的不幸的犧牲者身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溫柔的性格，慈祥的心靈，甚至光明磊落的行為。

馬車早已駛入了彼得堡的主街道，順著涅瓦大街來到與亞瑟在彼得堡的租屋前停下。

當亞瑟從赫爾岑的口中聽到這位年輕人對近期生活的評價時，約克老騙子一反常態的僵硬了一下。

對于一個篤定了從今往后要當壞人的家伙來說，沒有什么能比“你一定是有苦衷的”這句話殺傷性更大了。

受到千夫所指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亞瑟從不害怕。

他甚至不擔心當高加索事件真相大白后，可能會造成的一系列外交影響，更不擔心與帕麥斯頓子爵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交惡。

但是發生此種意料之外的變故，突如其來的被人原諒，卻是他不能忍受的。

赫爾岑，這位莫斯科大學的數理系畢業生身上正萌發著哲學家的嫩芽。

他捧著熱乎乎的茶杯，嘴里念叨著：“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費力跨過名稱的束縛，向前多看一步，透過罪行，透過紊亂的假象，看清事實，卻采取清高的回避態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態度，這種人我是討厭的。這樣做的家伙，通常是脫離現實、不切實際的人，或者是自私自利的人，間或高尚得令人作嘔的人。否則就是那種還沒有暴露，還不打算公開撕下假面具的卑鄙無恥之徒。這種人混跡于骯臟的底層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在那里如魚得水、興風作浪，而不像其他底層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亞瑟用銀質茶匙攪動杯中沉淀的錫蘭紅茶末，骨瓷碰撞聲像極了倫敦法庭的法槌余響。

他注視著茶水表面晃動的倒影，忽然釋懷似的笑了笑：“我在蘇格蘭場見過太多人用指南針找北，最后他們都掉進泰晤士河淹死了。您在這個年紀就有這樣的見解，看來人生的突然變故對您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挫折和坎坷令您變得成熟了不少。”

赫爾岑并沒有否認亞瑟的言論，因為他同樣是這么認為的：“總而言之，您應該也猜到了。我們這一趟過來，是為了向您致謝的。”

他一邊說著，一邊讓聽差們去馬車上取下從莫斯科帶來的各種土特產品。

透過窗戶可以看見幾個聽差從馬車搬下幾捆散發著焦油味的樺樹皮包裹，拆開第一層防水布時，修道院蜂蜜的甜膩混著沃洛格達特釀的酒精味直沖鼻腔。

亞瑟聞言只是輕輕搖了搖頭，半真半假的回道：“你們更應該感謝城防司令斯塔阿爾將軍和莫斯科總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

“斯塔阿爾將軍也便罷了，為什么要感謝戈利岑呢？”與赫爾岑同來的薩京摘下帽子，顯出了在審問期間禿了小半邊的頭皮，僅僅從他的這個扮相就能看出，他應該是這群年輕人里遭罪最多的了。

他不止比在萊比錫初遇期間頭發脫落了一部分，而且也肉眼可見的瘦了。

據這家伙介紹，赫爾岑奧加遼夫小組集體被捕的時候，他正在坦波夫省母親的農莊上。

薩京算是個孝子，他聽到這個消息后，趕忙與母親告別，瞞著她連夜趕回莫斯科。而這只為了免得憲兵們大駕光臨農莊，嚇壞他的母親。

但不幸的是，半路上他感冒了，回到莫斯科家中時還發高燒。

要不是憲兵和警察及時趕來逮捕，估計他弄不好就得在床上昏迷不醒，直接睡死過去了。

而由于他病的太重，實在沒辦法帶往警察局，所以他就被拘禁在家中，臥室門內安排了一名警察站崗，臥榻旁邊又坐了一個憲兵。這倆人既是他的獄卒，又像他的護士。

每當薩京從昏迷中醒來時，看到的不是警察窺探的目光，便是憲兵酩酊大醉的嘴臉。

后來，他又被轉去了列福特軍醫院住院，但是由于那段時間抓人太多，所以留給犯人的秘密病房居然連一間空的也不剩了。可憐的薩京于是便被安置在沒有爐火的南面露臺上，在那兒單獨隔出了一個角落，還派了崗哨。

重感冒發燒的病人在莫斯科三四月的天氣里住在露臺上，想也知道最終會發生什么結果。

萬幸醫院當局也終于發現，在這么靠近北極的地方，不可能有熱帶的氣溫，于是在薩京徹底被折騰死之前，特事特辦的專門給他換了房間，把他從露臺調去了給凍僵的病人擦熱身體的屋子旁邊。

事后來看，薩京不想讓母親擔心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是他沒讓母親知道自己被捕，也間接造成了他的惡劣待遇。

畢竟不論是赫爾岑、奧加遼夫還是索科洛夫斯基等赫爾岑小組成員，這幫家伙剛一被捕，家里人便立馬活動了起來，即便家里的活動不能讓他們被釋放，可最起碼能保證他們在牢里不至于過得太苦。

倘若不是薩京命大，而他們的釋放命令又來的足夠及時，這年輕人這回可就不止是掉些頭發那么簡單了。

大不列顛之影 第二百五十八章 赫爾岑小組的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