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廿七)

這類似于在問，資本家在17世紀，是不是代表著進步呢？

圣西門主義在圣西門死后，其實立刻就分裂了。

如同夫子死后儒家三分、墨子死后三氏異墨一樣。

由圣西門主義中的一部分，即實業主義，延續下去并發展起來的，是孔德。

圣西門的時代，實業主義，實業資本家，亦算是一種進步的力量。畢竟，圣西門生活的時代，他是參與了北美獨立和法革，并且死的時候復辟的路易十八也才剛死。

然而到孔德時候，恩格斯說：孔德派對工人的運動就大大冷淡了。因為工人已經過分強大，為了保持資本家和工人（在圣西門學派看來，（相對于那個時代的貴族、地主、食利者）他們都是生產者）之間的真正均勢，現在又該支持資本家了，從此以后，孔德派對工人問題已毫無興趣了

也即是說，圣西門時代，處在一個封建社會向工業時代的轉型期。在這個轉型期中，實業力量，既包括資本家、也包括產業工人，相對于舊勢力而言，都算是進步的力量。

只不過，伴隨著圣西門一死，學派分裂、法國工業逐漸發展起來后，繼承了實業和科學理事會思想的孔德一派，以及圣西門的精英技術統治工業主義的遺留，難免被老馬諷刺為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象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

因此，孔德及其學派，可以像證明資本家老爺的永恒必要性那樣，去證明封建老爺的永恒必要性

粗略而簡單地來說，兩者之家的分歧在哪。

圣西門主義分裂之后，孔德繼承的實業科學理事會思想，認為“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是歷史的終結、完美的社會形態”。

……因而理想社會應該是人人都有實證思想，企業家或科學家當主管，科學用來指導生活，沒有戰爭，很有秩序的工業社會

秩序是進步的前提，而進步是秩序的目標。就像動物力學中那樣，平衡與前進，作為基礎或者作為目標，彼此不可或缺……

某種程度上，這一套能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顯學和官方意識形態，也是因為可能法國人從法革時代開始，一直到公社失敗，近百年間“折騰”的太多，對于“秩序”充滿了渴望。

這是圣西門的實業主義和科學理事會思想的極化，只不過因為圣西門時代資產階級還沒有全面奪權，甚至還有王朝復辟，是以圣西門眼里，“進步”大于“秩序”。

其學派內的前燒炭黨分子們，可是琢磨著擁立過拉法耶特上位，當獨斷執政官來推行圣西門主義的；也直接支持過拿三上臺……對于現有秩序，從不覺得不可破壞。

而等到資產階級基本奪權、法國的工業化初步完成時，自然這一派分裂出的實業工業技術主義，就認為秩序大于進步、甚至秩序是進步的前提了，認為實業資本家是工業的領導人。

在孔德繼承的圣西門學派的一部分內容里，對社會未來的設想，是這樣的：

社會分為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

整個歐洲應該建立兩千個長老會，負責道德教化，掌管公共生活，這是精神權力。

而在世俗權力上，整個歐洲應該組建和長老會人數一樣多的世俗理事會，由人數一樣多的大銀行家、實業資本家等，來指導歐洲的經濟生活，并且消滅一切有礙于人類之愛發展的個人權利。

再加上前文說的，這個時代，是工匠、發明家一個點子，就能出現發明創造的時代，資本投資對于科技進步的影響還沒那么大，還不至于說干點啥至少得投個幾千億才能出成果的時代。

故而，天才，這個詞，在這個時代被放大了。

所以，此背景下，人和人之間的差異，真的好像人和狗那么大——所以，圣西門派的撲克牌里，“國王”被“天才”所取代，天才才是圣西門派紙牌里的K。

也因而，53年，孔德甚至直接反對法國人掛出來“自由、平等、博愛”里的“平等”標語。

認為，“平等”這個詞，嚴重阻礙了人類的進步。

這種天才論，后世的國人其實也挺熟悉的，林公子那一套東西，為啥批的時候要和孔掛在一起，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實則不然。

老馬諷刺過的，這一套東西繼續玩下去，就是新的等級制度，是封建等級主義在工業時代的復辟。

孔德這一套，在政治方面是帝國制度（個人的獨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是資本家統治的代言人

在人類活動的所有范圍內，甚至在科學范圍內，是等級制度的代言人

老馬諷刺說可以像證明資本家老爺的永恒必要性那樣，去證明封建老爺的永恒必要性，換句話說，這一套東西背后的內核，保守到哪怕要是在奴隸制，都能論證奴隸主的永恒必要。

而問題，就在這！

大順現在，李欗政變成功，被劉鈺諷刺為“內心仍舊是高人一等的讀書人心態的自嘲為不是讀書人”的實學派，以及他們背后所代表的資本家、工業資本、殖民擴張、工業進步主義等等，實質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權力。

所以，“進步和秩序”中，他們已經拿到了秩序，故而，秩序在他們這里，也就成為了進步的前提。

誰的秩序？

自然是先發地區的、實學派占據主要地位的秩序。或者說，實學派和資產階級已經基本實質上作為統治階層的秩序。

這種秩序的保守，或者說，如后人形容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從第二帝國開始由激進轉為了保守大本營差不多的大順實學派，此時到底好不好？

那要看怎么比。

更要看這是什么時代。

相對于內地的地主佃農、士紳小農、封建老爺、宗族秩序來講……只能說，這群實學派中的保守分子，相對于內部那些士紳老爺來說，那都是激進派了。

相對于歷史上的西歷1793年，滿清乾隆五十八年，這種想法，顯然也是激進到爆炸的“保守”。

這倒并不是夸獎：更像是夸獎一個成年人孔武有力，贊揚他在幼兒園能以一挑十……的確，在幼兒園，這個成年人確實能以一挑十。而真正的強者奚落這個人真弱，但這個人能在幼兒園以一挑十也是事實。

老馬批評這一派，說正像他們（秩序保守派）現在為資本統治的“恩德”和雇傭勞動制度進行辯護一樣，如果他們生在封建時代或奴隸制度時代，他們會同樣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當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礎上的制度、當做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自然產物而加以保衛；他們也會猛烈抨擊這些制度的種種“弊端”，但同時他們會由于自己極端無知而用什么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節制”加以糾正的說教，來反駁預言這些制度將被消滅的主張

這話放在大順這邊，也是一樣的。

實學派里有沒有人，已經看出來了新時代的問題？

當然有。

但看出來問題的多數人，就如老馬所言，如果他們生在封建時代或奴隸制度時代，他們會同樣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當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礎上的制度、當做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自然產物而加以保衛。

實學派里有沒有人批評先發地區的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新罪惡？

自然也有，但是“弊端”是“弊端”；“永恒”是“永恒”。

就像是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一樣，批判現實的弊端嗎？批判。但永恒的東西是永恒的，批判之外，在永恒的基礎上，希望用道德節制、說教等，來加以糾正。

這就好比，你可以在儒生面前，狂罵士紳、天子等等，垃圾、暴虐，他們也不反對，甚至可能跟你一起罵。

但你要不是狂罵，而是說，封建倫理、天子萬民這一套東西，壓根就不該存在，不可能永恒，一定會滅亡。你看他們會是什么態度？

一樣的。

問題在于，大順實學派認為的這種永恒的、進步的、完美的“有序的工業發展的美好未來”，在大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確定。

大順的實學派，現在還在為資本統治的恩德、和雇傭勞動制度的種種而辯護，還要和封建勢力做斗爭——我承認我們這邊點問題，但你們更爛。而我們的問題是小問題，修一修就能好，而你們肯定要被消滅。我們的制度，才是最終的永恒、才能抵達小康大同之世，你們那一套去死吧！

故而，要站在此時大順的現實狀況，來分析大順這群已經保守化的技術統治工業主義派，到底是進步還是反動——在先發之外，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士紳封建老爺的統治下呢。

在先發地區的保守派，是內部地區的激進派。正如當初和劉鈺一起修黃河的那群老保守派，放在五十年前妥妥的極端的激進派。

偽裝為工業進步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封建勢力面前，如果連“自己永恒”都無法辯護，那么他們在和封建勢力開戰的時候，自己就先矮了三分——人家那邊是圣學、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永恒；你這邊連永恒都不是，那不就是個曇花一現，那還爭什么？

也正是因為這種情況，也塑造了大順實學派的另一個特點——仁政。至少是嘴上的仁政，也即他們支持均田和土地國有，是為天下第一仁政。

因為如果你連仁政都不談，卻搞重農主義那一套：自然秩序、死了活該、自然調節、兼并有理什么的，在大順壓根動靜都發不出來，就被人摁死了。

你固然說那些鄉紳地主們不是什么好鳥，凈干些不是人的事。

但是，連乾小四那樣的，還得寫點“左”詩：

一歷篷蘆廠，載觀鹽灶民。

樵山已遙遠，釜海亦艱辛。

火候知應熟，鹵漿配欲勻。

可憐終歲苦，享利是他人。

干不干人事，是一回事。

說不說人話，又是另一回事。

在大順，哪個學派要是能干出來重農學派辦的那事、說的那話——饑荒時，不要去干涉，讓自然秩序去調節——這要是能在大順成事，那就真見鬼了。

故而這也造就了大順實學派三歪經里的那一環——圣西門主義中的空想社成分。

缺了“空想社”或者“主觀社”、甚至“反動社”這一環，在大順，是無法成為顯學的。

這是大順的傳統和文化所決定的。

但同樣的，大順這邊的變革，還有另一個特殊性。

老馬說，召喚亡靈、用傳統解釋新事物這種事，就像一個剛學會外國語的人總是要在心里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里把外國語言翻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當年康不怠說劉鈺，壓根不是大順人。

而劉鈺教的實學派，在“總是要在心里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這件事上，肯定還是影響較小的。

這種不學本國語言，不是說不學傳統文化，甚至直白地理解成本國文字。

而是說，劉鈺自己學的那一套東西，本來就是后世英豪完成了本土化的東西。本身就已經是變成“本國語言”的東西，再回來反推給大順這邊的人。

而且，實學派這群人又是自小上學的，又不是半路出家的那種“由本國舊時代原本的識字精英而自發突破”的，反而是劉鈺填鴨灌輸的。

既然老馬說就像一個剛學會外國語的人總是要在心里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里把外國語言翻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那自小就把把這些小孩扔去一個只說“外語”的學校，不就得了？七歲就學地球是圓的、十二三歲就學簡單的太陽運行、十四五歲就學原子分子組成物質，哪有什么心里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的過程？

同時，大順這邊能召喚的亡靈，多了去了。誰要一定要召喚周公仲尼？難道不能召喚墨、管、莊、老等人？

而且，本身大順這邊之前官方的意識形態又是永嘉永康學派，這個學派在對待佛教的態度上，可謂是頭腦非常清醒——他媽的，佛教那群人用的天性、世界、本源之類的那些哲學名詞，是翻譯成漢語的，借用的漢語的，順帶還把這些漢語的原本意思給污染了。你們這群搞理學的，居然還順著他們的思維模式，搞什么無極太極之類的東西去攻擊他們，和他們一起扯犢子，來證明儒家比釋家更好，這簡直是以病為藥、而與盜寇設郛郭。

所以葉適當年對于儒佛之爭，思路非常明確：把佛教的那些破詞，直接用音譯翻譯，別污染漢語詞匯，無中生有；也別搞什么無極太極之類的玩意去辯。屠了、殺了、禁了，壓根別跟他們扯犢子。就算扯犢子，咱儒家是搞人世間的學問的，是搞禮法的，和佛教那種談宇宙之類的玩意壓根不是一個賽道的，你們腦子有病非得搞什么無極太極跟著人家在人家的賽道上辯？直接屠了、禁了，辯什么辯？就明說，圣學壓根不是扯這些王八犢子的，是搞現實政治的，不是扯什么宇宙靈魂之類的玩意的，不就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已然是官方圣學了，刀把子在手，搞個佛教居然還得搞太極無極之類的玩意？懂不懂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啊？

大順實學派是繼承了這一點的，對于一些諸如太極、無極、氣、本心之類的東西，壓根不辯。

你要非往這方面辯，就往死了噴：我們是由外而內派的，學的就是變種的“六藝”，只辯“術”，比如天文歷法、水利農學、解剖醫學、物理化學；不辯“道”，比如太極無極、心氣善惡——號稱我們才是繼承了六藝真傳統的派別，而你們這群人純是被佛教所染而不自知的異端儒學，是水心先生所言的使中國胥為夷狄的亡國之論！

你們一個個被夷狄的想法所污染還不自知，就像一張紙，這邊本來只論紙是黃紙白紙，隨著夷狄之學傳入去從黃紙白紙轉向為談紙多長多寬，本來這邊的東西是講顏色的、那邊是講長短的，結果人家一來，你們不但不逼著他們講顏色，反而自己舍棄了顏色去和他們講長短說你的紙更長更寬……這壓根不配當儒生。

當然這種純粹是耍流氓似的爭論，一桿子打到兩漢先秦了，徹底否定了佛教傳入之后的理學各種變種，但這種耍流氓似的往死里噴，卻又是非常高效的，純粹就是為了罵人而罵人，壓根不是奔著辯論去的，自然高效。

種種因素之下，大順這邊的工業主義派、或者實學顯學派，他們的特點，也就越發清晰起來——以仁政、小康、大同、科舉制變種技術官僚制、鹽鐵傳承的國家管控為特色、以大順的私有制傳統為基石的實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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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順1730 終章 九三年(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