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章 抗戰根據地

眾人聞言感受到了來自靈魂的戰栗：這是要被綁架成為邪惡科學家嗎？

醫死人不償命：要是不同意，就只有刪號咯。

當然也可以等到三天后繼續刷新位置，但除非在未來的游戲生涯中徹底成為深山老林里或者世界屋脊上的一個野人，否則在玩家的汪洋大海中，再次被抓住只是遲早的事情。

苦海無涯，回頭找不著岸。

扁思邈：我們能不能這樣，表面上答應研究更烈性的病毒，但暗地里悄悄研制解藥？

論壇里尚未討論出結果，大川師兄躲在樹屋吃肉干的愜意生活先過不下去了。這天，他剛拿出一塊肉干，號角便響了起來：“怪物攻城啦！”

臺詞還是那句老掉牙的臺詞，怪物卻不再是那老掉牙的怪物。

從前“攻城”的是被鹿蜀召喚滿山亂躥的背背羊，而今攻城的是一個個血人玩家。

好在外來的和尚不好念經，這些進攻玩家大多沒有提取過猴子的基因不會爬樹；基山的土著居民們紛紛掏出弓箭，把自家的樹屋當作哨塔，居高臨下放箭，還算占據上風。

今天又是血雨腥風的一天呢。

由于基山醫院東海分院造出腐敗血液病毒的魔鬼行徑，遠在基山的總院也不幸遭到遷怒，成為被感染玩家攻打的目標。好在這座養老山因為背背羊的周期性奔逃流行樹屋，算是易守難攻；加上氣候濕潤多雨，放火燒山也難得點著，在感染玩家的攻勢下依然能夠勉強支撐，一雪“養老山”之名，成為遠近聞名的抗戰根據地，千里投奔者眾。

但是附近青丘、招搖山、亶爰山的玩家就不那么好運了，這些地方因為野怪比較兇猛，向來都是組隊打獵的地方，基礎設施不行，有個帳篷就算不錯，如今全都暴露在了血人兵團的鐵蹄之下，民不聊生。

沒有感染的玩家紛紛逃離往常的聚居地，躲在野外艱難求生。畢竟野怪再可怕，有玩家可怕嗎？

重溫饑荒生涯，大伙仿佛回歸了山海經剛剛開服的時候，竟有返璞歸真之感。

而隨著被感染的玩家越來越多，人和喪尸的比例會逐漸傾斜，形勢也將愈發地艱難。

一切都神似2005年的艾澤拉斯大陸，只是這一次不再是因為任何BUG，于是連游戲公司都無能為力。

姜若沒有時間掩埋受害者，甚至沒有時間為他們哀悼。他把斗篷帽子壓得更低了一點，翻墻而出。

他沿著屋檐，循著記憶中的路線，螺旋地接近城中心偏南的一棟建筑。記憶來自在黑色桃花源隱匿，繞著祠堂打轉試圖營救同伴的那段日子。如今的城自然與那時不同，但也許是因為地形，也許是因為某種他無法解釋的因果律，建筑的分布和街道的走向竟然很是相似，于是姜若顯得輕車熟路。

他的目的地，是城主府。

玩家向來無所敬畏，在他們心目中城主也不過是萬千NPC中稍微特殊點兒的一個，如果不給發任務的話連“特殊”這個前綴都可以去掉。但對于島民來說，當發生了無法理解無法應對的可怕事情時，他們就會下意識地來這里尋找依靠。

城主府里果然聚集了很多NPC，像一個巨大的難民收容所，不敢回家的人們攜家帶口藏在這里，像一窩雛鳥擠在一起，獲取一點稀薄的安全感。

姜若繞過院子和大廳，直奔收藏卷宗的檔案室，果然找到了正獨自掌燈翻閱卷宗的城主。

城主已經不是玩家涌入之前曾與姜若接洽過的那一個。雖然這里的時間流速不比大荒，NPC對于玩家而言還是衰老得很快。這一任城主似乎同樣并不年輕，也或許是近來過度的憂慮讓他顯得蒼老。

姜若翻窗而入的時候他并沒有驚惶，甚至眼睛也沒有離開手里的卷宗。

“這些都是關于神靈的記載嗎？”姜若拉過一把椅子坐下來。

“是啊。從久遠以前一直記錄到最近的事情，哪一年我們遇到了什么災禍，神靈是如何幫助我們解決的。但沒有任何一本卷宗告訴我，如果災禍來自于神靈該怎么辦？”

“我有時候甚至懷疑，這些記載是不是真的。”

“在你們之前，曾經有一個已經消失的部族，”姜若說，“他們有一條祖訓，要視神靈為敵人。”

“我猜他們是對的。”

姜若：“如果無法恢復生產，你們的糧食還能支撐多長時間？”

城主：“你為什么關心這個？”

姜若：“我想知道我有多長時間，來解決眼下的問題。”

當姜若推開游戲倉的門，活動一下筋骨，照例準備挨個敲開倉門把T細胞的殘疾員工們抱出來時，驚訝地發現倉門全部已經打開且里面空空如也。

周周坐在輪椅上打瞌睡，見他出來才稍稍清醒，拍了拍臉，道：“我們放假了，過去四個小時剛剛緊急疏散，估計你在全城逃躥不好下線，所以沒有叫你。”

姜若：“緊急疏散？”

“你看。”周周拿出一張照片，上面是濱城殘疾人護理中心的外景，大樓門口的地面上被噴上了一個紅白相間的傘面圖案：“這是古早游戲生化危機里面，搞邪惡科學研究的保護傘公司LOGO。”

“示威？”姜若對一切把游戲里的事情帶進現實的行為都本能反感，“怎么著，還想真人PK嗎？”

“也許只是虛張聲勢吧，但看看我們這幫人，一個個缺胳膊少腿的，還是各回各家，別在這當靶子的好。”周周伸個懶腰，往后靠在輪椅上，“你呢，走還是留？”

姜若挑眉：“你不走？”

周周：“萬一那幫玩家真的化身憤怒小鳥，沖進來打砸，總得有人在這里攝影留念，以后才好告他們破壞財物嘛。”

姜若席地坐下，空曠的游戲室里全是倉門敞開的棺材，看起來真是適合聊天的氛圍：“我想跟你談一談。”

因著眾所周知的十分有意思的事件，姜若再三地回憶起先哲的教誨：

“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某些人會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他甚至會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但是人們也會堅持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

我們可以用a-b線表示必要勞動時間的持續或長度。假定ab線代表6個小時，那么超過ab線1小時、3小時、6小時就可以得到3條不同的線。

這3條線表示三種不同的工作日，就是7小時工作日、9小時工作日和12小時工作日。當然，工作日等于ab+bc，延長線bc表示剩余勞動的長度，工作日可以隨著變量bc一同變化。考慮到ab是已定的，bc與ab之比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因此，它在工作日I中是1/6，在工作日II中是3/6，在工作日III中是6/6。當然，剩余勞動時間和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比率決定剩余價值率，而且已知這兩段線之間的比例就可以知道剩余價值率。總而言之，工作日不是一個不變量，而是一個可變量。它不僅可以由不斷再生產者本身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而且可以隨著剩余勞動的長度或持續時間而變化。當然，工作日是可以確定的，而且它本身是不定的。

工作日雖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當然，它的最低界限是無法確定的。如果假定延長線bc即剩余勞動為0，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工作日的最低界限，即人們為維持自身所必須從事勞動的時間。然而，在特定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要勞動始終只能是人們工作日的一部分，而且工作日決不會縮短到這個最低限度。當然，工作日不能延長到某個一定的界限，它是有一個最高界限的。至于這個最高界限的影響因素，就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和社會道德界限。一般來說，普通人只能在24小時的自然日內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如同一匹天天干活的馬每天也只能干8小時。人們不僅每天必須有一部分時間用來休息和睡覺，而且需要有一部分時間滿足身體的其他需要，比如吃飯、盥洗和穿衣等。當然，人們還需要有時間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雖然這種需要的范圍和數量可以由一般的文化狀況來決定的，但是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的變動都有極大的伸縮性，有極大的變動余地。

1926年9月25日，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老板亨利·福特對他的員工宣布了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在此之前，他已經在1914年開始給他的工人每小時5美金的薪酬，這是當時普遍收入的兩倍。這樣工人們就有高漲的熱情投入生產TS型號的汽車。亨利·福特在他們內部的宣傳當中，說到每天8小時的工作制讓我們走上了繁榮的道路，而每周五天工作制會讓我們走上更為繁榮的道路。

撇開伸縮性不說，商品交換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而且也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由于某些人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會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的話，他甚至會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雖然已賣出商品的特殊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一定的消費界限，但是人們也要求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另外，權利同權利之間的對抗，而且這兩種權利都是被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因此，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團結就是力量，力量將會起決定作用。在特定生產方式誕生后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從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到某些人和人們之間的斗爭。

資產并沒有生產剩余勞動，而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在社會上，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他們都享有生產資料的壟斷權，而且是十分明顯的。在一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如果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那么剩余勞動就會受到需求的限制。當然，生產本身的性質也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

這樣的特定社會形態是建立在剝削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某些人通過延長人們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來榨取剩余價值。已經覺醒的人們為了不再通過自愿與資產締結的契約而送死和受奴役，必須團結起來同某些人作堅決斗爭，才能爭得一個正常工作日。

實質上，特定生產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吸取。通過延長工作日，某些人不僅奪去人們道德和身體上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使人們的勞動力處于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換句話說，某些人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就是在一定期限內延長人們的生產時間獲得增殖。

當然，勞動力的價值包含再生產的人們或延續人們所必需的商品價值。既然某些人的本性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那么縮短人們的壽命或他們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必然會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另外，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必須更加迅速地補償，會給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帶來更多的花費。如同一臺機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機器價值也就越大。因此，某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種正常工作日，而且某些人和人們之間斗爭的結果就是正常工作日的規定。

在剩余價值率和勞動力一定的情況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同預付的可變資產量成正比。雇傭工人的人數是決定剩余價值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一章里，我們假定勞動力的價值可以用再生產或維持勞動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來衡量，是一個已知量，而剩余價值率可看作是人們在一定的時間內為某些人提供的剩余價值量。因此，作為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變資產的價值等于勞動力的平均價值乘以所使用勞動力的數目，尤其是在已知勞動力價值的情況下，可變資產的量與雇傭人數成正比。換而言之，人們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由剩余價值率決定的，而且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等于預付可變資產量乘以剩余價值率。當然，人們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也是由某些人剝削勞動力的數目與單個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之間的比例決定的。

一般來說，平均工作日的絕對界限就是由剩余價值率的提高來補償可變資產減少的絕對界限，也就是通過勞動力受剝削程度的提高來補償雇傭人數減少的絕對界限。因此，某些人可以通過減少自己所雇用的人數或者可變資產，生產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量。反言之，所使用勞動力數量或可變資產量的增加，同剩余價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

19世紀進入機器大工業生產階段后，某些人加大了對人們的剝削，最大限度地延長工作日，但這種做法很容易遭到人們的反對。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工作效率，減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增加工資，但工資增長率低于生產效率的增長速度，實際上也是勞動力價格的明升暗降。”有山不周 二十章 抗戰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