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世祖 世宗篇23 官錢糧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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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今天子劉文濟在帝國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絕不是帝國最為核心的統治區域京畿,也不是山陽、燕北那些名義上有血脈聯系的地方,而是東南吳會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劉文濟能在江浙得到這般大的民心擁護,自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并且絕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數年的蟄伏。
根本原因在于,劉文濟在江南期間,表現出的政治態度,其中有對江南文化風俗的鼓勵與尊重,有對中下層僚吏士民的憐憫與體恤,還有對東南農商手工業發展的認可與支持。
有此三者,劉文濟也自然而然獲得了江南道主要階級的認同與擁護,登基以來,即便有些整飭官場、民生的動作,對地方造成了一定動蕩,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當經歷的陣痛。而僅僅通過廢除康宗時代對東南地區的那些貢獻,就足以俘獲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時期帝國全面性的恢復發展中,也是江浙地區,勢頭最猛。當然,平心而論,這只是江浙地區多年積累后的正常爆發,而劉文濟朝廷中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維持一個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夠,畢竟在君主專制的封建時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種「過分」的奢望。就這樣,朝野之間已經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時,劉文濟也是大漢帝國歷代皇帝中毀譽最多的,評價之雜,甚至顯得有些割裂,畢竟,朝里朝外還是有一大波人并不從心里認同并信服他這個皇帝。
但在江浙,當鑾駕降臨之時,在整個東南世界引起的反響,也是極其熱烈的。江浙的權貴與官僚們,明里暗里組織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沒在東南士民熱情洋溢的歡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劉文濟從來都是一個主意很正的人,雖感其熱情,但并不為江南的喧鬧與亂話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辦。用劉文濟的話講,他出巡是為了視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點關注的事務,官吏的選拔、考察與培養事宜,他過問尤多,尤其是婁江學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劉文濟專門就此發表講話,并對其中表現突出者,提出表揚與贊賞。
在上海時,劉文濟駕臨江海關總稅務司,親自接見稅務總監下屬的稅務處長的梁同海,聽取他關于江海關稅務政情的匯報。在這方面,劉文濟可是個行家里手,當年他可是在江海關總監下掛職鍛煉過的。
這梁同海,就是婁江學院第一期畢業學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從一屬吏,爬到江海關稅務處長,正六品的官職,這已經是出類拔萃了。當然,也是此人趕上了「第一期」的時遇優勢。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養選拔之外,貪腐問題也吏治管理中一個避不開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江浙的問題,嚴重程度同樣居全國前列,這當然也是富庶地區的通病。
經濟發達、貿易旺盛的地方,權貴豪紳云集、富商大賈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敗與權錢交易。同樣是在江海關,在武德司、御史監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著皇帝南巡之際,揪出了一連串的貪官污吏。
江海關下屬那些位卑權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張膽的違法犯罪之事,只需在進出口貿易的監管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能輕易掙到「潑天財富」。
作為大漢帝國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國最開放的城市,上海的風氣與大漢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傳統的、光怪陸離的事物在這里都能出現,就連,都顯得「別具匠心」。
受各種流言傳說的影響,在許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著黃金的城市,商業的屬性拉滿,再保守的人在這里也不避諱談錢,
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已經誕生了,但那些人間罪惡、陰影與污穢,同樣也籠罩著這座城市,盡松江與長江二江水都沖刷不掉。
至于皇帝駕臨前后對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頓,實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來來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幾個人更屬正常。
這座大漢帝國最魔幻的都市,任何個人的生死榮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這座城市還在,圍繞著此城形成的那套規則還在運行,他繁榮就不會褪色。
那場整頓過后,官場內外,相關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來職位,變化之劇如上海,這樣的機會也是難得的,這不禁是機遇,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勢與地位。
論對上海市的了解,劉文濟絕對是大漢帝國少數看得比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臨此地,即便開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動搖。很難想象,這座城市最終會發展到怎樣一種形態,而劉文濟下定決心的則是,中樞要加強對此地的監管控制。
要說東南官場在腐敗問題上,還有一點尤為突出,那就是官、義二倉的虧空,當然,這個問題非東南獨有,從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實倉儲制度開始,就始終存在著,只是在不同時期,呈現出的嚴重程度不同罷了。
對于地方官僚來說,看著一批又一批的錢糧物資在倉場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貓見了咸魚不伸爪子還要難受。
關于「二倉問題」的整治,在雍熙時代伴隨著「賑貸制度」的調整完善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清理行動,效果顯著,最終填補了大量虧空,給國家追回了不少損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長的時間下來,也可想而知在這方面,又積累了怎樣深重的弊病。貪腐虧空,監守自盜,中飽私囊,這些情況一點也不稀奇。
最讓劉文濟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為,其手段可是讓人嘆為觀止。他們也不貪不拿,只是利用官倉公儲中的糧米鹽布來做生意,錢只有流動起來,才會產生更多價值,東西也一樣。
那些物資,如果躺在倉庫里,就永遠只是一堆死物,價值只會減不會增。但若是將之販賣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價值,同時創造的額外的經濟效益,還能填補衙門支出,給僚吏們發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資本身所承載的社會價值與賑濟責任,在沒有緊急事況發生時,也凸顯不出來,真有問題了,那還有其他辦法解決,永遠不要小看官僚開動腦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監察,也不必過于擔心,有的是漫天過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點在于,要把財富流動起來,這樣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至于流動過程中出現的人財物力的成本,也能輕松轉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順記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糧食來說,倉庫檢查、陳糧翻曬,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財物力的......
不過,這種做法,總歸是違法的,若是過去,或許只能交給一些商賈,通過他們的渠道變賣,也得益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東南操持此事的官僚們,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適的買家。
比如安東、高麗、日本三國,東南魚米之鄉,產自東南的精細米,在三國上層權貴階級從來都供不應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對三國而言,這些基礎的生存物資,都很稀缺。
而對那些官府來說,只要把東西裝船、運走,出港之后,風險也就迅速降到最低,畢竟出了海的東西,基本查無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凈即可......
于是,僅僅盜賣官儲這一項,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條龐大的官商勾結的利益鏈條。官商吏都殺了不少,朝廷執法以及幕后權貴兩方一齊動手,斬斷了不少鏈條枝節,但鏈條背后究竟牽扯了多少人
與利益,誰也不知道。
這件事,可謂是震動東南,甚至廣傳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聽了,震懾于朝廷嚴厲懲戒的同時,內心之中也難免生出一股異樣:原來,還能這么干,還得是東南那些同僚會玩,自己那些盜賣國財、挪用公款、貪污自肥的手段,實在失之簡單粗暴、吃相難看,錢生出來的錢才是聰明、安穩的富貴......
就像上海女教師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責、甚囂塵上的同時,誰又能說得準,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羨慕那個男同學,把自己代入到「黃毛學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開始發散思維,考慮如何借鑒東南之事,像閔粵這樣的沿海地區,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結合本地形勢了。
歷史從來都是一個重復的過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絕、消滅什么的。于皇帝劉文濟而言,經歷東南之事后,最大的總結教訓只有一點,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還得加強,絕不能忽視罔顧這一點。除了吏部的考察培養,禮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揚傳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鑾駕又特地在淮南東道逗留許久,不是貪戀揚州的繁花似錦,而是一個字:鹽。
大漢帝國的鹽業中心在哪里,毫無疑問在淮南東道,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河北海鹽、河東礦鹽、西北青白鹽、劍南井鹽都有所發展,并且產量獲得了不小的提升,但這些地方的鹽礦業加起來,也只能勉強和淮東鹽打個平手。
在淮東,有最密集的鹽場、鹽池,產量規模整個帝國無出其右;有最先進的制鹽技術,各種新穎有效的驗鹵、結晶辦法,各種提高生產率的工具與容器,打撈、保存、運輸方面的優勢,都是全國領先;還有基礎龐大的經驗豐富的鹽民,在淮東沿海地區,得益于傳統習慣,幾乎每個農漁民,都有一手制鹽的技術,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煉法,但都為淮東鹽業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資源。
朝廷對淮東鹽業也格外重視,在沿海州縣鹽場悉設鹽監進行管理,又在楊州設立大監,進行總監、協調,「揚州總監」更是從三品的級別,只比揚州知府低一級。
到建隆元年,天下鹽池(場)共出鹽七百余萬石,淮東鹽就占其半,這可是差不多兩億斤食鹽,這樣產量與規模,是亙古未有。
朝廷通過制定鹽法,對鹽業實行嚴格控制,收獲了豐富的稅利,而淮東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礎稅收,僅靠鹽利,日子就能過得十分滋潤,何況其他農漁、水利、交通條件都不差。
因此,伴隨著鹽業空前、快速、繁榮發展,再兼運河之利,淮東也一直是帝國經濟版圖上的一大巨頭,揚州能成為排名全國前列的城市,坊間也有一種說法,說它是「淮鹽」供養出來的。
但在鹽業上取得空前繁榮與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隨著的問題,土地鹽堿化這種自然環境變遷的問題就不提了,這不是當前這個時代該顧忌的東西。
關鍵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節制、保護、修繕,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況時有發生,淹沒田畝倒是其次,主要是對沿海農漁鹽民百姓的生計,對制鹽業的影響越來越重。
面對海堰頹敗的問題,劉文濟曾以此問淮東布政使張綸,從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規模修繕淮東海堤,竟是兗國公王樸在任時,而那,已經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東百姓,廣受其利,也為幾十年后淮東鹽業的大爆發,打下的扎實的基礎。如果不仔細去了解研究,是很難想象,兗國公王樸在任的那些年間,究竟為當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樸打下的基礎,七十年風雨潮涌,
也足以再讓淮東官民忍受堤潰潮灌之苦,對沿海堤壩的修筑,也必須提上日程了。
于是,劉文濟沒有再究問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給布政使張綸下制令,要求他組織人物力,沿海筑堤,務必保障淮東百姓的正常生計,保障淮東鹽業的穩定發展......
筑堤款項的問題,由財政司與淮東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問題,也可尋工部支持。給足了支持,同時也給足了壓力,另外,劉文濟還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為天子欽差,監督淮東海堤的工程進展,因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邊第一個向他陳述淮東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廢,可以修筑加固,但圍繞著帝國鹽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卻沒那么容易解決了。官商勾結,,是必不可免的,而長久以來,圍繞著帝國鹽業(尤其是運輸、銷售改制之后)誕生了龐大而復雜的利益集團,也已漸漸對國家的經濟、民生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影響。
官府內部的腐敗墮落,來自鹽商們的侵蝕,幕后權貴們的攫利,中下層「鹽產業者」間的搏命與廝殺,私鹽的泛濫......輝煌背后,有著數不清的亂象與利益糾纏,還有更多讓人觸目驚心的罪惡。
而最直觀呈現出的一點,便是即便帝國食鹽產量已經很高,開歷史之先河,依舊不夠吃,市面上的鹽價仍舊很高,比之當初鹽制改革時,翻了快一倍了(斗鹽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舊吃不起鹽。
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長、運輸成本等客觀因素,利益集團躺在上邊吸血,顯然是更為真實而深刻的原因,而這個利益集團,也包括大漢朝廷......
題外話,淮鹽雖然產量冠絕天下,但帝國的上層權貴們,包括皇室在內,基本不吃,他們都吃西北的青白鹽,或者河東礦鹽,這些才是品質優良的精細鹽。海鹽?那是庶民吃的東西。
漢世祖 世宗篇23 官錢糧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