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一章 兩部影片
更新時間:2016-08-08 作者:薪越
文藝生活 第二百一十一章 兩部影片
法國戛納電影節在每年的五月中旬舉行，不過提名名單一般會提前一個月公布。 也就是說，影片想要參加電影節，在四月中旬之前就要提交給電影節的組委會，由組委會判斷能不能入圍主競賽單元。 組委會的成員也會到世界各地尋找好的電影，來提升電影節參展影片的質量。 以張億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入圍主競賽單元毫無問題。 在國內，一直有傳言《活著》會參加戛納電影節，但張億謀極為低調，什么都不說。 直到消息從法國傳來，在這一屆的戛納電影節的提名名單上，《活著》赫然在列。 華國演藝圈的人都在看著總局和張億謀的反應，上一次是田狀狀，由于執導的電影違規參加日本東京電影節，八年內被禁止從事導演工作。 這一次總局會不會對張億謀下狠手呢？ 誰都沒有想到，戛納的消息剛傳過來，張億謀就向總局遞交了一份言辭懇切的檢討信。 聲明他對這件事毫不知情，是香江的投資商和寶島的制片人單方面的行為，作為導演，影片拍完后他就沒有主導權了，投資商為了收回成本參加國際上的電影節，他也沒辦法阻止。 當然，這件事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愿意接受總局的處罰。 總局隨后以《活著》違規參加國際電影節為由，禁止其在內地電影市場上流通和上映，并要求相關人員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檢討。 這就是最終的處罰結果，張億謀過關了。 實際上，這件事和田狀狀事件并不相同，在去年的東京電影節上，那部片子以日本電影的名義參賽，導致華國代表團集體退出抗議，造成了嚴重的國際影響。 這才是田狀狀被嚴厲處罰的主因。 《活著》參加戛納電影節用的還是華國電影的名義，張億謀的認錯態度良好，大家都有臺階下，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容易解決多了。 如果張億謀執意要到法國參加電影節，就是擺明了和總局作對，沒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他今后的遭遇恐怕不會太好。 一個思想成熟的人往往懂得妥協，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這樣的結果讓不少看熱鬧的人覺得很失望，雷聲大雨點小，對張億謀這種大導演來說，相當于沒有任何處罰。 國外的投資商根本不看重華國國內的電影市場，禁片這個噱頭更能吸引國際片商的注意，也能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委們的同情分。 西方社會對于在華國遭到禁映的片子會格外的感興趣。 他們覺得宣揚這類片子會體現西方公平開放的社會環境，西方影人愿意幫助這些導演伸張正義，給予這類電影獎項，這就是同情分。 前提是你的電影要拍的有意思，不能太爛。 總局的處罰下來后，《活著》成了禁片，新聞媒體就不方便報導了。 不過，他們發現在戛納電影節的提名名單上，還有一部華國的電影，這部電影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而是在“一種關注”單元。 這個單元主要關注國際新影人的作品，以影片獨特的審美和新穎奇異的小眾風格聞名。 電影風格越是另類，越是與眾不同，越容易獲獎，目的是鼓勵年輕電影人的創新。 這個單元沒辦法和主競賽單元相比，只是電影節的一個小補充。 這部華國的電影叫做《京城的風很大》，是一部紀錄片，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不出名，沒有人知道這是一部講述什么的電影。 記者們懷著好奇的心情開始打聽這部電影的來龍去脈。 他們發現這只是一部京城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學生作品，出品方是京城青年電影制片廠，制片人是鄭洞添，導演就是幾位導演系的學生。 拍攝的內容是在京城的街頭采訪，整部電影的制作費用不到3萬元。 正是這么一部制作粗糙的紀錄片，寄往戛納電影節后，入圍了一種關注單元，京城電影學院甚至不打算派人去戛納，因為學校沒有這個資金預算。 比如葛尤去戛納參加電影節，一切花費都是制片方承擔，不用花自個的錢。 那這部紀錄片怎么辦呢？ 是京城電影學院出錢，還是京城青年制片廠出錢，你總不能讓人家戛納電影節出錢吧。 戛納電影節從開幕到頒獎總共是兩周時間，就算是卡著點最后幾天再去，這一來一回的機票，加上在法國的吃住，兩三萬塊是跑不掉了。 這部片子的成本還不到3萬塊，又沒辦法在影院放映收回投資。 再說，本來就是一部學生作品，重在參與，沒想著會在國際電影節上拿獎，學校不太看重，雖然戛納電影節的組委會發來了邀請函，電影學院還是不愿意出路費。 反正在國內也能知道獲獎的消息，何必派人過去呢，萬一沒拿獎不是浪費了。 這時候，兩三萬算是不小的數目了，電影學院的經費也很緊張，主要還是不夠重視。 “學校真摳門，萬一得獎了連個領獎的人都沒有。”林曉玲不滿道，“我們幾個學生還想在學校里募捐呢，湊夠錢去法國，不過沒人愿意捐錢。” 這畢竟是曉玲同學的第一部作品，費了不少心血，抱有很大期望。 “想什么好事呢，你們去國外風光還想別人給你們捐錢？”林子軒哭笑不得道。 “這是一種榮譽啊，獲獎了也是學校的光榮，那些校領導整天吃喝有錢，到這兒就沒錢了，真是一幫官僚。”林曉玲埋怨道。 “別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官僚不都是壞人。”林子軒搖頭道。 “我說的是事實，老哥，你沒聽現在社會上的順口溜嗎？”林曉玲活靈活現的說道，“一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做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四類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類人當演員，扭扭屁股就賺錢，六類人搞宣傳，隔三岔五解解饞……” 順口溜雖說有些夸張，但不可否認，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上的不良現象越來越嚴重了。( 文藝生活 第二百一十一章 兩部影片
法國戛納電影節在每年的五月中旬舉行，不過提名名單一般會提前一個月公布。 也就是說，影片想要參加電影節，在四月中旬之前就要提交給電影節的組委會，由組委會判斷能不能入圍主競賽單元。 組委會的成員也會到世界各地尋找好的電影，來提升電影節參展影片的質量。 以張億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入圍主競賽單元毫無問題。 在國內，一直有傳言《活著》會參加戛納電影節，但張億謀極為低調，什么都不說。 直到消息從法國傳來，在這一屆的戛納電影節的提名名單上，《活著》赫然在列。 華國演藝圈的人都在看著總局和張億謀的反應，上一次是田狀狀，由于執導的電影違規參加日本東京電影節，八年內被禁止從事導演工作。 這一次總局會不會對張億謀下狠手呢？ 誰都沒有想到，戛納的消息剛傳過來，張億謀就向總局遞交了一份言辭懇切的檢討信。 聲明他對這件事毫不知情，是香江的投資商和寶島的制片人單方面的行為，作為導演，影片拍完后他就沒有主導權了，投資商為了收回成本參加國際上的電影節，他也沒辦法阻止。 當然，這件事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愿意接受總局的處罰。 總局隨后以《活著》違規參加國際電影節為由，禁止其在內地電影市場上流通和上映，并要求相關人員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檢討。 這就是最終的處罰結果，張億謀過關了。 實際上，這件事和田狀狀事件并不相同，在去年的東京電影節上，那部片子以日本電影的名義參賽，導致華國代表團集體退出抗議，造成了嚴重的國際影響。 這才是田狀狀被嚴厲處罰的主因。 《活著》參加戛納電影節用的還是華國電影的名義，張億謀的認錯態度良好，大家都有臺階下，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容易解決多了。 如果張億謀執意要到法國參加電影節，就是擺明了和總局作對，沒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他今后的遭遇恐怕不會太好。 一個思想成熟的人往往懂得妥協，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這樣的結果讓不少看熱鬧的人覺得很失望，雷聲大雨點小，對張億謀這種大導演來說，相當于沒有任何處罰。 國外的投資商根本不看重華國國內的電影市場，禁片這個噱頭更能吸引國際片商的注意，也能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委們的同情分。 西方社會對于在華國遭到禁映的片子會格外的感興趣。 他們覺得宣揚這類片子會體現西方公平開放的社會環境，西方影人愿意幫助這些導演伸張正義，給予這類電影獎項，這就是同情分。 前提是你的電影要拍的有意思，不能太爛。 總局的處罰下來后，《活著》成了禁片，新聞媒體就不方便報導了。 不過，他們發現在戛納電影節的提名名單上，還有一部華國的電影，這部電影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而是在“一種關注”單元。 這個單元主要關注國際新影人的作品，以影片獨特的審美和新穎奇異的小眾風格聞名。 電影風格越是另類，越是與眾不同，越容易獲獎，目的是鼓勵年輕電影人的創新。 這個單元沒辦法和主競賽單元相比，只是電影節的一個小補充。 這部華國的電影叫做《京城的風很大》，是一部紀錄片，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不出名，沒有人知道這是一部講述什么的電影。 記者們懷著好奇的心情開始打聽這部電影的來龍去脈。 他們發現這只是一部京城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學生作品，出品方是京城青年電影制片廠，制片人是鄭洞添，導演就是幾位導演系的學生。 拍攝的內容是在京城的街頭采訪，整部電影的制作費用不到3萬元。 正是這么一部制作粗糙的紀錄片，寄往戛納電影節后，入圍了一種關注單元，京城電影學院甚至不打算派人去戛納，因為學校沒有這個資金預算。 比如葛尤去戛納參加電影節，一切花費都是制片方承擔，不用花自個的錢。 那這部紀錄片怎么辦呢？ 是京城電影學院出錢，還是京城青年制片廠出錢，你總不能讓人家戛納電影節出錢吧。 戛納電影節從開幕到頒獎總共是兩周時間，就算是卡著點最后幾天再去，這一來一回的機票，加上在法國的吃住，兩三萬塊是跑不掉了。 這部片子的成本還不到3萬塊，又沒辦法在影院放映收回投資。 再說，本來就是一部學生作品，重在參與，沒想著會在國際電影節上拿獎，學校不太看重，雖然戛納電影節的組委會發來了邀請函，電影學院還是不愿意出路費。 反正在國內也能知道獲獎的消息，何必派人過去呢，萬一沒拿獎不是浪費了。 這時候，兩三萬算是不小的數目了，電影學院的經費也很緊張，主要還是不夠重視。 “學校真摳門，萬一得獎了連個領獎的人都沒有。”林曉玲不滿道，“我們幾個學生還想在學校里募捐呢，湊夠錢去法國，不過沒人愿意捐錢。” 這畢竟是曉玲同學的第一部作品，費了不少心血，抱有很大期望。 “想什么好事呢，你們去國外風光還想別人給你們捐錢？”林子軒哭笑不得道。 “這是一種榮譽啊，獲獎了也是學校的光榮，那些校領導整天吃喝有錢，到這兒就沒錢了，真是一幫官僚。”林曉玲埋怨道。 “別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官僚不都是壞人。”林子軒搖頭道。 “我說的是事實，老哥，你沒聽現在社會上的順口溜嗎？”林曉玲活靈活現的說道，“一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做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四類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類人當演員，扭扭屁股就賺錢，六類人搞宣傳，隔三岔五解解饞……” 順口溜雖說有些夸張，但不可否認，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上的不良現象越來越嚴重了。( 文藝生活 第二百一十一章 兩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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