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時空的蝴蝶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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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的蝴蝶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老老王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盡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范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墮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范兒”的家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蕩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后,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么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我該說這是冷艷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么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后主那曲哀婉的《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于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么民國風和民國范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并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么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于胡適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范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么擅長搖筆桿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接下來的時間里,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于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啟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后,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里,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桿,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愿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桿,去做一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說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于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后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認中產階級……”
&bsp;拜托!這說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制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舉個例子來說,當今只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后,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完美社會”了。結果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么模樣了?說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只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說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只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在我看來,假如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稅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么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絡游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超過1700億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著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戶的損失,而是拿出巨額款項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后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后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中,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里,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巨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華爾街aig的高管們,在公司虧本倒閉的邊緣,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巨額獎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后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著思想管制的放松,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說什么:“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些霸占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只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么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對于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通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90以上的中國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沖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國之后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里,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后者是墨守成規——所謂“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里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余,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發泄出了心中郁結的怨念,那么對于國家來說,往往就意味著一場浩劫。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群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著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可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那么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干了……如果他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里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那些整天吹噓自己有良心的人,實際上往往就是最沒良心的。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被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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