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九章 平均分

以小皇帝為“黃雀”的念頭，關卓凡很早就有，但是，“黃雀行動”之類的計劃，只是他對待小皇帝的諸多選項之一，且排位并不靠前。這一選項的排位逐步前移，最終成為第一和唯一選項并付諸實施，是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

剛開始的時候，關卓凡對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針，是“觀察、了解、影響、控制”。

他要看一看，這個小皇帝，和歷史資料中的那個早崩的穆宗皇帝，是否能夠對的上號，有沒有改變的可能？

當然，是按照關卓凡的想法、符合關卓凡的利益的改變。

為此，他毛遂自薦，入直弘德殿，做了小皇帝“洋務、兵事”功課的師傅。

不過，入直弘德殿，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還不是“觀察、了解、影響、控制”小皇帝，而是以下兩個：

其一，為自己上多一道保險。

清朝對于儲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視，大約是中國歷朝歷代之冠，因此，在清朝的政治中，帝師的地位，超然而崇高，某種意義上，帝師的資歷，算是一種“丹書鐵劵”、“免死金牌”，這一點，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表現得尤其明顯。

祺祥政變時，顧命八大臣中的杜翰，是肅順集團的謀主，打壓兩宮和恭王的謀劃，大多出于其手，慈禧和恭王，銜之次骨。本來，除了肅順，他們第二個欲殺之而后快的。就是杜翰。可是。因為杜翰的父親是文宗的師傅杜受田。不但不好殺他，還不好給予過重的處分，法司“議革職戍新疆”，但“詔原之，褫職，免其發遣”。

就是說，從拘留所出來就直接回家了，一天正經的牢也沒坐過。

杜翰本人并非帝師。不過是帝師的兒子，就占了偌大的便宜，恭王和慈禧，寧肯去殺載垣和端華這兩個鐵帽子王，也不來動他。

如果本人就是帝師，待遇就更好一些了。

翁同龢是光緒新政的核心人物，康、梁等人的大后臺。戊戌變法，新舊矛盾激化，維新派欲鋌而走險，不利于慈禧。袁世凱出首，慈禧發動政變。恢復訓政，幽禁德宗，殺六君子，但翁師傅的處分，不過是“革職，永不敘用”，而且，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統元年，詔復原官，追謚文恭。

宦海沉浮，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更何況關卓凡做的，改革也好，權爭也罷，都會遭遇力道極為猛烈的反抗，有時候甚至是千夫所指，實在是極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險的。

杜翰、翁同龢和政治對手的矛盾，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落馬后，卻都因為帝師這個因素而得保首領，帝師，就是關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險。

此其一。

其二，以增加小皇帝“兵事、洋務”功課為契機，打壓守舊勢力，加速推進新政。

“兵事”不是重點，重點是洋務，如果連皇帝都學“洋務”，今后，還有誰不能學、不該學“洋務”的？

這是最好的“標桿”，如果這一關能過去，之后，“新政”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進了。

守舊派的反對如期而至，辦個“同文館”，還要吵得沸反盈天，皇帝學“洋務”，真正是如喪考妣了！

然而，關卓凡布置得宜，搶先一步，封住了守舊派領袖倭仁的嘴，蛇無頭不行，守舊派亂了章法，待鐘王宣旨，劈頭蓋臉，將第一個上折反對的詹事府右庶子孫東謀一頓“錐心之誅”后，守舊派氣焰大減，不得不消停了下來，關卓凡無驚無險地闖過了新舊之爭的第一關。

其三，才輪到“觀察、了解、影響、控制”小皇帝。

首先是“觀察、了解”：看一看，這個小皇帝，和歷史上的穆宗，是否真的是一碼事？如是，有沒有改變他的可能性？值不值得做出相關的努力？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就要確定：自己有“影響、控制”他的可能性嗎？

“原時空那個早崩的穆宗皇帝”，是個什么樣子的皇帝呢？

先來看看穆宗的前任、后任們。

有人說過，中國歷朝歷代皇帝的平均水準，以清朝為最高。這是一個注定會引起爭議的說法，但是，若僅以封建社會的維度而言，關卓凡是認同這個說法的。

乾隆之前，國勢強盛，對于皇帝水準的爭議較小，不去說他了；乾隆以后，國勢陵替，內憂外患，但皇帝的水準，依然有可圈可點之處。

中國的大門，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責任——以彼時之時代差距，換了哪個做皇帝，也必定是守不住的。宣宗真正的歷史責任在于：戰敗之后，面對時代大潮，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變，白白浪費了整整十年的寶貴時光。

不過，“若以封建社會維度而言”，在道德水準這一項上，做人也好，做皇帝也罷，宣宗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侍母至孝——還不是生母；自奉至檢——到了變態的地步；尊師重道——甚至為此一腳踢死了自己的皇長子。

如果排一個“中國皇帝道德榜”，歷朝歷代數百位皇帝中，宣宗一定名列前茅。

還有，宣宗雖然保守，但絕不是一個昏庸糊涂、無所作為的皇帝，不然，也不會有禁煙之舉了——在當時的情形下，禁煙，其實是帝國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贖的努力，如果面對的不是英國這個和當時的中國幾乎不算一個位面上的對手，未必就不會成功。

晚清的皇帝，文宗大約是被詬病最多的一個了。這位被關卓凡戴上了一頂又一頂綠帽子的皇帝，脾性較之他的老爸，剛剛好倒轉了了過來：喜好聲色，熱愛享受。可是，平心而論，文宗在這上面花的錢，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事實上，他堅決支持肅順的緊縮開支、裁汰冗員的政策，以致八旗上下、朝野內外怨聲載道，也為肅順種下了日后的殺身之禍。可是，不如此，哪里均得出軍費來平定洪楊的大亂？

平定洪楊，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但是，底子卻是文宗和肅順打下來的，不論是裁減八旗錢糧，還是重用曾國藩等漢員，慈禧、恭王都延續了被他們殺掉的肅順的政策，可以說，肅順在前面替他們唱了黑臉，做了丑人。

對待外面的世界，文宗和宣宗，一樣是保守的，但不能因此就對他們的努力和成績視而不見。

德宗能力有限，但無論如何，曉得知恥后勇，奮發圖強，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基本對頭的，只是手段過于簡單粗暴，步子太大，扯著了蛋。

溥儀退位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不在討論之列。

穆宗呢？

這么說吧，幸好他親政一年便早早地掛掉了，不然，一定會大幅度拉低清朝皇帝的平均得分，“中國歷朝歷代皇帝的平均水準，以清朝為最高”之說法，還能不能夠成立，可就得兩說了。

清朝的皇帝中，穆宗是一個真正的“異數”。

中國歷史上，昏君、暴君，車載斗量，但同為昏君、暴君，大一統王朝的昏君、暴君，和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等亂世的昏君、暴君，表現的形式是很不一樣的。

大一統王朝，制度完善、嚴密——愈往后愈是如此，皇帝從小就接受良好而嚴格的教育，不論其本性如何，不論日后變成了多么奇葩的昏君、暴君，在他們剛剛登基的時候，真心也好，假意也罷，都會表現出虛己納諫、克勤克儉、勵精圖治等一個好皇帝應該具有的優秀品質。

譬如宋徽宗、明神宗，剛剛繼位的時候，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

唯有穆宗，甫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表現自己的昏、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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