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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推原論始

更新時間:2015-10-16  作者:青玉獅子
亂清 第九章 推原論始
西藏本土,目下雖然尚不具備大規模“改土歸流”的條件,但關卓凡并未輕輕放過。熱振、夏扎之爭,以及這場政爭衍生出來的貝丹頓珠之亂,帶來了天賜良機,他要以此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為日后全面“改土歸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說熱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動刀兵,自相攻殺,蒙蔽上聰,行跡狂悖”,“致啟貝丹頓珠之亂”。對了,瞻對之亂也是這個貝丹頓珠折騰出來的,推原論始,什么禍都是你夏扎闖的!

上諭中說,為儆效尤,敕奪夏某生前爵銜和身后榮名,夏扎的整個家族,被一腳從貴族的隊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這個冤哪。

說他“擅動刀兵,自相攻殺”,并不算冤枉他。當時的駐藏大臣滿慶,雖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責了熱振,但并未批準夏扎動用武力,攻打熱振。可是,夏扎的這個攝政,是經過滿慶的奏請,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動刀兵,自相攻殺”于前,取熱振的攝政而代之于后,則等于朝廷默認了他的“擅動刀兵,自相攻殺”,怎么事過境遷,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為你“蒙蔽上聰”,朝廷才做出了錯誤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聰”,朝廷就把自己的責任摘得干干凈凈,什么鑊都由夏扎來背了。

處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這個,上邊兒明明有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呀,下邊兒的人怎么還是這么自把自為,乃至胡作非為呢?

順理成章得出結論:西藏現行的官制存在重大問題!

西藏現行的官制,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制度,達賴喇嘛高高在上,既為宗教領袖,也是政府首腦。具體政務,由噶廈政府秉承達賴喇嘛之命實行。噶廈政府設四噶倫。一僧三俗,名義上地位平等,但僧噶倫為首席噶倫,實際權力。要大于三個俗噶倫。

達賴喇嘛的傳繼,行“靈童轉世”制度,從幼年“坐床”到成年“親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這段時期。擇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攝政”,位居噶廈政府之上,代替達賴喇嘛執政。攝政非常設職銜,一俟達賴喇嘛親政,攝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開始就實行這種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碩特統治西藏時期,一切行政權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達賴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務;準噶爾襲殺拉藏汗,取和碩特而代之,情形依舊: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權力。達賴喇嘛局促于教務一隅。

朝廷大軍入藏,驅逐了準噶爾,設駐藏大臣,開始正式對西藏行使行政權。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驅準之戰冇中的“有功藏人”來治理西藏,代表人物為頗羅鼐。此人在驅準之戰冇中脫穎而出冇,由一個小稅吏一躍而為“一等臺吉”,然后一路固山貝子、貝勒、多羅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總攬西藏地方大權。

這個時期,達賴喇嘛依舊只能管理教務,不能插手政事。為防達賴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還把達賴喇嘛之父詔傳至京。給了個“輔國公”的銜頭,請他在北京安生呆著,沒啥事兒就甭回西藏去了。

頗羅鼐對朝廷“克盡忠誠,實心效力”,當政期間,西藏地方無事。民人安居樂業,前后凡二十年。

頗羅鼐表現不錯,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遺愿,準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爵,繼續總理藏政。

這下子麻煩來了。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臺之后,胡作非為,先是殺兄逐侄,構釁達賴喇嘛,繼之自立名號,阻斷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準噶爾勾搭在一起——他老爸當年可是靠打準噶爾起家的。

得到準噶爾發兵支援的承諾后,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決定跟朝廷翻臉,他布置兵馬,打算屠盡駐藏大臣以下客軍客民。

危急關頭,駐藏大臣傅清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誘至駐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腦袋。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縱火,圍攻駐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戰殉國。

傅清、拉布敦雖然死義,但叛軍群龍無首,很快便被朝廷鎮壓下去,沒有釀成全藏范圍的大亂。

事后,高宗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再不能給某個藏人以統管全藏的權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遠,時日一長,不論是誰,都會驕狂難制、蓄萌逆志。

嗯,那該怎么辦呢?

好吧,放達賴喇嘛出來吧。

高宗的算盤是,名義上,把最高行政權力交給達賴喇嘛,但實際政務,由下面的噶廈政府處理,這樣,達賴喇嘛其實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權力。噶廈政府呢,只有辦事權,沒有最后的決定權,一僧三俗的四個噶倫,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個噶倫的權力都是有限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達賴喇嘛首次獲授權參政。

應該說,高宗的設計,頗為精巧,甚至頗有一點后世之“虛君”的意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藏確實無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這個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雖不生大亂,但政局卻長期動蕩不安。

攝政和噶廈、噶倫和噶倫,誰也不服誰,勾心斗角,爭權奪利,下絆子,打黑槍,直至撕破臉皮,大打出手。

熱振和夏扎之爭,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噶倫地位平等,相互不服氣好理解,攝政和噶廈,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這是因為,攝政上任之前,都是某大寺的“堪布”——即主持,都沒有什么行政經驗,噶廈政府的噶倫,卻個個政務精熟,對新官上任的攝政,難免看不上眼。既然輕視,便不會服氣:昨兒你還在我們下頭,今兒就爬到我們上頭來了,人五人六的,憑什么?

達賴喇嘛由“靈童坐床”至“成年親政”的“空窗期”,偏偏又特別之長,攝政和噶廈,乃有足夠的時間,你來我往,你爭我奪,整個西藏的政局,便沒完沒了地搖搖晃晃。

犧牲品不止西藏的政局,還包括達賴喇嘛本人。

不論攝政還是噶倫,權力掌握既久,交出去的時候,就不那么痛快了。

九世達賴喇嘛十一歲亡故,沒活到親政。

十世達賴喇嘛親政第四年亡故,年僅二十二歲。

十一世達賴喇嘛親政當年亡故,年僅十八歲。

這幾位達賴喇嘛,死的都不明不白。

十二世達賴喇嘛現在六歲,他未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算一算,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以來,七世達賴喇嘛至十一世達賴喇嘛,攝政執政的時間,比達賴喇嘛親政的時間,要長得多。

政局不穩,對西藏也好,對朝廷也好,自然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對于朝廷來說,在某個層面上,也能夠從這種混亂中得到某種收益:西藏上層,光顧著爭權奪利,沒空兒來動朝廷的腦筋了。

分而治之嘛。

可是,《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冇帶來的第二個副作用,對于朝廷來說,就絕對不是什么好事了。

達賴喇嘛掌政,西藏政教分離的政治格局被徹底打破了,宗教勢力迅速膨脹,西藏的政治體制很快變成了政教合一。

一僧三俗的四噶倫,名義上地位平等,但僧噶倫作為黃教寺院集團的代表,排名第一,是為首席噶倫,實際的權力和影響力,超過三個俗噶倫。

比噶倫地位更高的攝政,百分百出自于黃教寺院的高僧大德。

“拉薩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的“堪布”,例行參加噶廈政府的擴大會議,直接參預政事,與聞大計。可以說,這三大寺的“堪布”,算是噶廈政府的“編外噶倫”,寺院集團的主張和意志,通過這種手段,可以得到直接的實現和貫徹。

“三大寺”都擁有大面積的直轄領地,“堪布”可直接向所轄地區派遣各級官吏,權力等同噶廈政府所派同級官吏。

非但如此,法條明確規定,寺廟和百姓發生糾紛,由寺廟自理;寺廟判決的案件,和政府判決的案件,有同等法律效力。

就是說,寺廟擁有超越和凌駕政府的“治外法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許多官員其實都是僧人出身,或者取得了僧籍,或者畢業于僧官學校。

許多黃教寺院的高僧,在政府中“掛職”或擁有名譽職位。

更不必說,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與日俱增,直至與神祗無異。

當時的朝廷,并不能充分意識到政教合一的危害性,利用密宗統治藏、蒙,本來就是國策,清朝的皇室自身,和密宗也有密切聯系。后宮普遍崇佛就不說了,就是皇帝,也多有同密宗瓜葛甚深的。

世宗信佛,高宗有自己的“上師”,事實上,這位名叫章嘉若必多吉的“上師”,是說動高宗準許達賴參政的重要幕后推手。

但政教合一的危害性,來自于二十一世紀的關卓凡,是清清楚楚的。

好吧,面對西藏官制現狀,我該如何著手改造呢?亂清 第九章 推原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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