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軒軍

這一支人馬，是關卓凡在熱河步軍馬隊的老底子。因為要出京作戰，所以他又特別做了精選，從原來的五百多人當中，挑出來四百人。而馬隊中的軍官，因為在政變中立的功勞，大都已經升了官，特別是丁世杰、張勇和伊克桑幾個，他不好意思硬調，要先問問他們自己的想法。

“要官還是要錢？”他問張勇。

“要錢！”張勇毫不猶豫地說。

要錢跟我走，我帶你去上海，那里遍地都是黃金。

“要官還是要錢？”他問伊克桑。

“要……要官。”伊克桑忸怩了一會，才紅著臉說。

要官跟我走，我帶你去上海，那里升官如拾草芥。

“要官還是要錢？”他最后去問丁世杰。

“只要跟著老總，天涯海角我都去。”丁世杰一臉鄭重地回答道。

唔，我看好你……

京營的武官外放，循例官升一級，于是丁世杰和張勇，成了四品的都司，伊克桑則成了五品的守備。

意外的是，消息傳開，步軍衙門和京城各營之中，居然有不少人或者托了人情，或者干脆直接上門，請求調入這一支行將出京吃苦的部隊——跟著城南關三，只要肯拼命，就能升官發財，現有熱河的例子在那里擺著！因此一些自負勇武而又不怕吃苦的人，便不約而同地想抓住這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既然恭王準他調兵調將，關卓凡也不客氣，委托丁世杰主持，從這些人里挑出二百人。條件有三個：一是不要習氣重的人，二是要年輕肯學，三是多挑漢人。

只有一個人是他親自定的，來自于許庚身的推薦。

“逸軒，我替你薦一個人。”

“是，請許兄吩咐下來。”

許庚身是老朋友了，他的面子當然要買。熱河回來以后，許庚身以曹毓英副手的身份，同樣憑借政變之中的功勞升了官，調到了吏部。這次關卓凡在吏部替利賓捐了一個候補知府的官，就是許庚身的經手。

“這個人姓丁，叫丁先達，二十五歲，是安徽廬江人。小的時候，就在長江邊搖渡船，長毛打下廬江，被裹脅著入了長毛的水師，當了個哨官。等到曾九帥打廬江的時候，他帶了三條船，一百幾十個人，反正投效，很是立了些功勞。不過到底是長毛投靠過來的人，曾九帥也不大信得過他，這一年多閑在京里做個安徽的提塘官。他的一個娘舅，是我的小同鄉，求我幫忙，想讓他跟你出京效力。”

丁先達……關卓凡總覺得，這個名字有些耳熟，似乎在哪里聽過。然而仔細去想，卻又飄飄忽忽地抓不住。

許庚身見他發愣，還以為他聽說丁先達做過長毛，不大愿意要，因此多加一句：“逸軒，我看人從不走眼。這個人我當面相過，絕對是一把好手，幫得上你的忙！”

“既然是許兄說好，那一定是好的。”關卓凡見他誤會，連忙笑著說道，“何況許兄的吩咐，小弟豈有不遵的道理。”

于是，南下的部隊中，又多了一位五品守備，丁先達。

等到兵將都挑選好，六天的整訓完畢，報上去的名單，一共是六百二十七人。恭親王在軍機處看到了人數，有些擔心，皺著眉頭說：“畢竟是要跟長毛開仗，雖說兵貴精不貴多，可這人數也太單薄了，讓他調兵調將，怎么才弄了這一點兒人，連千數都沒有湊夠？”

“王爺，有些話，關逸軒也不好直說。”曹毓英替他解釋道，“京中旗營的情形，王爺您是知道的，若是帶去了不能打，反而累贅。這一回他挑的人，倒是漢軍旗和漢人多些，他說了，等到了上海，還要再募新勇。”

“哦，那也罷了。”恭王將名單又掃了一遍，對曹毓英說：“琢如，還是借你的大筆，這就擬旨吧。”

這一支兵，雖然算做旗營，但為了關卓凡將來募勇的方便，因此是按照綠營的建制，全稱叫做“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協下外標馬隊”。這個名稱佶屈拗口，沒什么人記得住。其時的官場和民間，習慣于從各支軍隊主官的名或字里面，取一個字，作為軍隊的番號，稱呼起來既爽利又好記，比如曾國藩手下大將鮑超的兵，被稱為“霆軍”，取自他的字“鮑春霆”；劉坤一的兵，則直接稱為“坤軍”。仿照這個例子，這支馬隊在私下里便被稱為關逸軒的“軒軍”，關卓凡人還沒離開京城，這個稱呼便已漸漸流傳開了。

這一道諭旨，很難寫，難在四個地方：主官是誰，歸哪里節制，糧餉由誰支應，募勇的額度是多少。不過這些難不倒曹毓英的一支筆，他把跟文祥寶鋆商量的結果，稍加潤色，便文不加點的一氣呵成。

這支軍隊名義上的主官，不能是關卓凡——豈有一個七品知縣做軍隊主官的道理？于是，在明發的圣旨里面，官階最高的四品都司丁世杰成為這支“軒軍”的統帶，副手是同為四品的張勇。

歸哪里節制，卻沒有點明，只是含糊地寫明了軒軍的駐地，是“駐扎松江府”，糧草亦由松江府負責支應，而軍餉卻是“自江海關關銀中指撥”。所謂江海關，也就是上海海關，以關銀來供應軒軍的軍餉，是牢不可拔的餉源，絕不會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煩惱，這是其他軍隊不曾有過的優遇，不免令人艷羨。

至于募勇，諭旨上寫的是“惟視戰事所需，酌情招募”，連額度都不要了，赤裸裸地說：你盡管招人，多多益善。

通篇諭旨，未寫明的地方甚多，然而妙就妙在大大小小的官員看了，人人卻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關卓凡看了之后，也不免感嘆我大中華的文化，真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官場中的潛規則，更是無須贅言。

而這一切的背后，又反映出了朝廷的一種態度：不管是兩宮太后，還是恭親王，抑或是軍機大臣和朝中的親貴，都認為軒軍所代表的，乃是京營的名聲和朝廷的臉面，將來在上海可能發生的戰事中，只許勝，不許敗。

塵埃落定，便要準備開拔了，按照原本的議定，應該先到天津的大沽口，再坐洋船到上海。偏偏這個時候，河南巡撫李鶴年被假軍情所誤導，急報境內發現數百騎捻匪的前鋒，向直隸竄擾。軍機處沒有辦法，只得順手更改了軒軍的路線，往河南迎頭壓下去，預備跟李鶴年的豫軍一起合力擊潰了捻匪之后，直接從武昌坐江輪到上海。

到了河南，結果發現所謂的匪情，乃是誤報。所以張勇直到上了船，在甲板上仍然對李鶴年表示不滿，認為不僅耽誤了時間，還耽誤了他坐海船的機會。

對李鶴年不滿的，遠不止張勇一個人——上海的官員和士紳，私下里對李鶴年破口大罵的，盡有人在。原擬在大沽口接兵的洋船，是上海方面所雇，損失了一筆上萬銀子的定金也就罷了，難過的是白白耽誤了時間！

好在耽誤的時間亦不算太多，等軒軍急行到了武昌，消息傳到上海，惶惶的人心終于初定：有兩艘洋船接運，順江直放，只要途中不遇到阻隔，軒軍到達上海，是指日間的事了。

對于朝廷派出軒軍來防衛上海，上海的士紳有皇恩浩蕩，感激涕零的心，原因全在于“城南關三的馬隊”這七個字，以祺祥政變中的表現，在坊間被愈傳愈神，層層夸大，干脆到了以一敵百、神乎其神的地步，被視為天下一等一的勁旅，拱衛禁苑的頭號部隊。因此這一筆從武昌到上海的巨額船費，全由上海的士紳報效，并不要官府出一兩銀子。就連承運的美國旗昌公司，也表示了要“出一分力”的意思，將運價做了兩成半的折扣。

長江水道，并不能通行無礙。事實上，湘軍和太平軍的水軍，仍有激烈的爭奪，兩岸的關卡犬牙交錯。這種時候，仍然敢于冒險在江面上航行的客船，只有旗昌公司這兩條火輪，而能不能順利到達上海，又全靠船上這兩面美國國旗撐腰。

開辟了這條“申漢線”的美國船東，叫做金能亨，這個俗氣無比的名字，是他親自替自己取的。名字俗氣，人卻不俗，很穩重，也很能干。此刻他也在船上押船，正在琢磨著，自己該如何與這位新任的上海知縣，第一個拉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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