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九十四章最后的掙扎(上)

此時，是崇禎皇帝即位的第十五年。個新年。可天下形勢已經是大壞，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壞。

國家的財政情況繼續惡化，接二連三的加派抵消不了連年用兵的巨大軍費開支，國庫已經徹底空虛，到崇禎十四年底，戶部能夠直接支配的銀兩已經是所剩無幾了。

但不論朝中還是地方上的文武官員們卻絲毫也沒有表現出要振作起來復興圖強的意向，文官們一如既往地貪污納賄、榨取錢財，而且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結、相互排擠、相互咬噬，把朝廷攪得天翻地覆；各地握有重兵的大將們則把軍隊當成了自己的私人財產，常常為了保存實力而臨陣脫逃或是根本不聽調遣。

而此時崇禎皇帝已經作了十五年的皇帝，而且在這十五年中，他真可謂憚心竭力，朝乾夕惕。沒想到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結果。于是他就感到悲憤、沮喪，甚至非常委屈。

崇禎皇帝哀嘆時運的不濟，痛恨朝臣的無能，但身為大明朝的最高統治者，他卻不能不獨自挑起挽救危亡的重擔。于是在新年伊始的時候，他再一次下定了奮發圖強的決心，要通過不懈的努力來改變命運，改變帝國的面貌。

也不要說，崇禎皇帝的神經也是夠堅強的。

為了表現出更始維新的氣象，崇禎皇帝在接受了崇禎十五年的新年朝拜之后，特地在皇極殿召見了內閣的全體成員。

周延儒、賀逢圣、張四知、魏炤乘、謝升、陳演六人在殿檐下行過叩拜禮之后，崇禎皇帝吩咐他們在殿內西側排班。因為根據朝儀文臣通常都是在東側朝見，周延儒等人一時有些摸不清皇帝的意思。

后來才知道，皇帝讓他們在西側召對，是按照民間把家庭教師稱作“西席”的慣例，以示對閣臣的尊重。這次召見的形式的確是史無前例的，閣臣們哪里見過皇帝向臣子作揖的，全都受寵若驚。感動得淚流滿面，只能跪伏叩頭不已。

接著在正月十一日深夜，崇禎皇帝到城南的天壇主持了例行的祈谷禮。正值這天又下起了鵝毛大雪，“瑞雪兆豐年”這句諺語正好給皇帝親臨祈禱豐收的祈谷禮做了注腳。而在肅穆的鼓樂聲中，每一個參加禮拜的人都感受到一種與蒼天神圣無比近切的神秘體驗，感到一股油然而生的自信。

于是乎，皇帝、臣子，以至于京城的百姓們，似乎都把重建太平盛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佑護上。他們都相信：一個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盛朝是不應該這樣沒來由地削弱下去以至消亡的，一個仰承天眷的圣明天子也不應該毫無道理地失去上天的寵信。

接下來的上元燈節……。

在接著在二月里。崇禎皇帝又按照古禮。親自參加了為振興農業而舉行的耕籍儀式……。

一系列的拜神活動。一系列的儀式，就是沒有具體的治國措施。說實在話，看著崇禎皇帝所做著這一切，總為他感到有些可悲。不過明朝當時的人還是很迷信的。他們相信大明朝已經得到昊天的保佑，所以也都油然升起一股樂觀的情緒。

可接下來，殘酷的打擊依然是接踵而至。首先依然是天下大旱，上天似乎已經拋棄了大明王朝。接著，陜西三邊總督汪喬年所率的三萬大軍被李、羅聯軍幾乎被全殲，汪喬年本人也被生擒后殺掉。

四月里，松錦之戰終于有了大結局，松、錦、塔、杏四城全被清軍占領。這雖是意料之中的結果，但敗訊初聞。還是讓崇禎皇帝感到一種不寒而栗的震驚。

而當松山陷落的消息剛剛傳到京城的時候，都傳說洪承疇已經以身殉職，這讓崇禎皇帝深為痛悼。他所特別器重過的軍事統帥人才，楊嗣昌、盧象升，還有這個洪承疇。竟然全部謝世而去，誰還能為他支應眼前這個殘破的局面呢？痛心之極，他命令在城中大擺祭壇祭奠洪承疇以及邱民仰等人，還決定親自到祭壇前表示哀悼。

但不久卻傳來消息說洪承疇并沒有死，已經被清軍帶到了沈陽；后來又有情報說，洪承疇已經投降了清朝！這對崇禎皇帝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自己一向信任器重的股肱大臣居然投降了敵國，這不但是國家和朝廷的恥辱，也使他本人臉面無光。

可是這時候的崇禎皇帝已經有些輕微的精神分裂癥了，他的雙重人格似乎也發展到極致，經常是一時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時又溫柔和緩得反常。

而在洪承疇的問題上，崇禎皇帝正好表現出溫和的一面，他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動，卻沒有按照朝臣們提出的辦法，依慣例逮捕嚴懲洪承疇的全部家屬，似乎對自己擺的這個烏龍有些無動于衷。對于這個反常的舉措，他后來頗有些自我解嘲地說：“我是要讓洪承疇去作王猛式的人物啊！”

而王猛是東晉時期前秦符堅的主要謀臣，因為原是晉朝的子民，曾經勸阻符堅不要南向攻晉。可惜洪承疇不是王猛。即便真有王猛，在明清之間的戰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可兵部的官員們在一番驚慌失措之后，卻絕對不敢奢望因為有了一個投降敵人的“王猛”就可以高枕無憂。連下松、錦四城之后，清軍主力班師回到盛京，山海關外的戰局暫時和緩下來。兵部尚書陳新甲就立刻是竭力主張：利用這個戰爭的間歇期繼續同清方進行談判，爭取通過一定程度的妥協來換取一段時間的和平，以便對遼東防務進行新的調整。

而崇禎皇帝雖然有依靠“王猛”的幻想，卻也不能不去面對無情的現實，只得同意再次進行談判的嘗試。

于是一直逗留在寧遠的馬紹愉使團就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聯絡。清朝當局在戰場上取得巨大勝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過在談判桌上再撈取好處的機會，因此表現出很高的姿態，同意馬紹愉到盛京來。

這年五月，馬紹愉一行來到清朝的盛京。清方按照對待大國使節的禮節接待了馬紹愉，諸王、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設宴招待，皇太極還親自接見了他，并且同他商談了議定和約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表面看來，清方并不反對通過和談達成和平，但在議和的具體條件方面雙方卻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見。

清朝以戰勝國的姿態，要求明方每年交納高額歲幣，停止對清朝的敵視態度，這些條件明朝還可以勉強接受；但清朝同時要求明方承認雙方的國家關系是一種兩大帝國間的平等關系，這個要求盡管合情合理，對于崇禎皇帝來說卻萬難接受了。

長期以來，大明帝國一直自認為是高踞于萬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也自認為是君臨天下的萬邦之主，從來也不認為自己同邊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

何況夷夏之辨還是一項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則，同“韃虜”講平等就意味著喪失原則。崇禎皇帝對于與清方談判本身就理不直、氣不壯，在這樣有關君主尊嚴和國家尊嚴的原則性問題上，當然不敢隨意做出讓步。

何況，朝臣們還是多少聽到了一點信息，都在紛紛攻擊陳新甲，說是“堂堂天朝，何至講款”？而當崇禎皇帝就這個問題訊問首輔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將來改變主意會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發。明朝君臣的態度如此，和談的成敗自然也是由此可見了。

而在另一方面，清朝對于這次談判也并沒有多少誠意。以皇太極為首的清朝統治者早已經制定了入關伐明最終奪取中原的既定目標。

而這一次愿意同明朝談判，無非是在戰爭的間歇時期不想錯過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機會，本來不抱有太大希望，所以也沒有特別認真對待。

對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皇太極曾經有過一個很生動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撲。……今明國精兵已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這樣的方針，和談無論如何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不過是從兩旁砍斫明朝這棵大樹的手段之一罷了。

一方礙于天朝的體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為有既定目標而漫不經心，兩方面的和談當然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成果。馬紹愉在沈陽滯留多日，接連不斷地向陳新甲匯報談判的情況，陳新甲密報崇禎皇帝，崇禎皇帝再向馬紹愉發出指示，兩邊的信息往返多達數十次，卻一直毫無結果。

馬拉松式的談判一直拖到六月，因為不可能談出什么結果，馬紹愉使團只得撤回到寧遠，但繼續同清方保持著接觸，并不時把清方的意圖報告給兵部和皇帝本人。這段時間，明清雙方之間處于一種不戰不和的膠著狀態中。直到七月間，一個偶然事件和一個故意行動才把這種狀態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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