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風暴 六八六、新朝自有新氣象(二)
一住供精彩。
當新朝第一次國政聯席會議在召開之際,碼頭廣場上的人群也沒有散去。百姓聚在這里,除了等著看夜間的焰火,還要等著第一時間知道新朝會采取些什么國策。
新朝自有新氣象,早在幾天前,報紙上還有坊間的那些評談藝人們就說了,新朝為了保證政令暢通,將會在每個衙門前立公示牌,所有的大小政務,都將在公示牌上貼出來。俞國振親自在報上撰文時便說,所謂公,就是開誠布公,就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公家之事,公家之人,都須如此。
而金陵城作為登基之地,共辟出十八個地點為公示場所,樹立了百余座公示牌,只要政務聯席會里出了什么決定,立刻便有人抄下分貼。
或許是因為一起對來自新襄的暴發戶瞧不順眼的緣故,左興與滕漁兩人擠到了同一處公示牌前。他們并沒有等多久,便見著一個穿著類似于大明官服但又略有不同的人在幾個華夏軍士兵的護衛下排開眾人匆匆而來,然后將一張紙貼在了公示牌上。
左興不識字,但滕漁卻是認得的,他湊上去念道:“華夏國皇帝第一令,華夏國上下尊卑,只以能力與為國貢獻來劃分,而不以官職有無來區別,故此,非祭祀與家中親長,跪拜之禮皆廢……我的娘親啊,這是說,這是說我這樣的小商賈,今后見著了官人大老爺都不必跪拜了?”
“我說滕兄。你別是看錯了吧,什么時候,百姓見著官老爺不需跪拜,大約是說讀書人都不必跪拜吧?”
“不是,就是所有百姓,上邊說得很明白,無論是兵農工商,見官皆可不跪。若有官員、豪強強迫他人跪拜,有司必以傷人之罪論處……這,這……”
“這有什么奇怪的,滕兄你不是燕京人么,燕京在我家統帥治下也有四五年光景了,你在燕京時,幾曾見到要拜軍委會的官員?”
他二人正說話間。身后又傳來聲音,回過去看。正是方才那新襄人。兩人相視一望。不禁苦笑。
看來是擺脫不了這些新襄人了。
在離他們不遠處的酒樓,了,他們自恃身份,不會到下面人潮中去擁擠,自然有人抄好了文告前來宣讀。聽得第一條竟然是廢跪拜禮,眾人都面面相覷。
“廢得好,男兒膝下有黃金。功名只憑書劍取。”夏完淳在眾人中年紀最輕,因此先開口道:“這跪拜之禮。不但繁冗,而且若不誠心。就是將頭如搗蒜一般磕下去又如何?”
他說完又轉向座中一人:“顧先生,你說是不是?”
顧先生即是顧炎武,他捋須點了點頭:“非但如此,俞公這第一號令,如同此前一般,都是向……最頑固最不通人情的那些勢力宣戰啊。”
眾人初時沒有反應過來,經顧炎武這一提醒,頓時明白:確實如此,這是對舊的傳統與體制的一種割裂,表明俞國振所建立的這個新朝代與此前會截然不同。特別是對于鄉野的普通百姓來說,國家大政什么的他們未必能懂,但是知道自己可以不再向官員下跪,他們就會意識到,如今的朝廷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
一道這樣的命令,勝過無數言辭!
在大會議室中,錢謙益此時也想明白了這一點,不禁低喟了聲。他此前還以為俞國振與舊文人割裂是一時之舉,但從這個命令中,他看出了俞國振的堅決,對于自己等人的結局,情不自禁悲觀起來。
“今后政權的形式,我個人擬了一個框架,此前也下發征詢過諸位的意見和建議,如今會總后又按著大伙的想法有所修改,現今公布給大伙。在這里,有一件事情我預先說明,便是此后干系到國家長遠大計之戰略,諸如政權形式之變化,都不可由一人一言而決,都當如此次一般,付諸公議,而后公決。”
俞國振提出公議,眾人并不意外,但又提出“公決”之說,讓眾人一驚。從來只聽說過乾綱獨斷,少有“公決”之說,身為皇帝,愿意兼聽已經可以算是明君了,更何況將自己獨攬的大權交與他人分享?
而那些舊官員、舊文人,此刻更是心中一凜,俞國振早就征求了這么多人的意見,卻沒有泄露出絲毫風聲,俞國振對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做得未免太好了些!
“如何公決,我們今日便可試行之。”俞國振示意了一下,一個華夏軍士兵捧著一個大箱子走了上來,那箱子上有個小口,可以塞得進一封信,緊接著,又有人開始分發印好的紙和筆,正式與會的三百余人,人人面前都有一份,而列席于旁的旁聽者,則什么都沒有。
“所有紙上都有同意、反對、棄權三項,過會兒我宣讀我所提議之華夏國政權機構與組織形式,諸位同意,便在同意后寫‘可’字,反對,便在反對后寫‘可’字,棄權亦是如此……事關國家重大事項,當得諸位中絕對多數同意,方算公決通過,所謂絕對多數,便是在座有公決權者三分之二及以上者是也。”
俞國振這番話說出來,舊官員當中有人就有些不屑:這是多此一舉,如今被俞國振挑出來擁有公決權的一共是三百七十一人,他們可都是俞國振的親信,有誰會反對俞國振的提議?
但亦有目光長遠些者心中一動:以俞國振個人的威望,自然是不會或者絕少有反對之聲,但若這項制度形成,到了日后俞國振的子孫再無他的威望,官員似乎可以通過這種形式來約束皇權,不至于出現一個昏君便可禍國殃民之舉。
“國家一般事項。則只需得到在座二分之一以上者同意,便算公決通過,至于何為重大事項,何為一般事項,今后我們再來議定。若是公議雙方人數相當,即贊成與反對皆為一半,那么,我。或者今后的皇帝,便有最終裁決權。”
這是應有之義,眾人還在回味俞國振提出的國事公決之制,越想眾人便越覺得此事別有深意,雖然可以集思廣益,但也容易產生黨爭。象是端坐在一邊旁聽的崇禎,便覺得俞國振這樣做是在為子孫后世埋下隱患:他現在可以保證參與公議者唯他馬首是瞻。可是日后呢,若是有人上串下聯。勾通了參與公決的所有人。豈不就可以架空皇帝?
不過崇禎明白,現在管理國事的是俞國振,俞國振邀他來旁聽,實際上是出于禮貌與器量,他若在這時表示反對,那就是不識抬舉了。他暗暗記下此事,想著等以后再與俞國振商議。然后便聽得俞國振開始宣布新朝廷的組成形式和結構。
皇帝自然是唯一無二的,皇帝除非自己選擇退位否則終身任職。但原則上到了七十歲便應退位頤養。大臣之首為首輔,首輔一人。由皇帝任免,實行任期制,即首輔任期時間為四年,四年之后可以連任一次,但不得再次連任。但俞國振在這里卻提出一個類似于正德皇帝自任大將軍時的荒唐舉措,他竟然任命自己為首任首輔!
但緊接著眾人便明白俞國振的意思:首輔之下,可以六名次輔,協助首輔分管各類事務,而次輔人選,由首輔卻不是皇帝來提議!
崇禎皺著眉,他知道俞國振這個舉動,只怕是吸取了大明的教訓。大明后期幾個皇帝,都有走馬燈般換首輔和內閣大學士的習慣,崇禎朝換了四五十個首輔并不是絕無僅有。四年的任期和只能連任一次,一方面能保持政令的相對連貫性,另一方面則可以有效地控制首輔的權力,不至于形成象張居正那樣的權相。
至于俞國振自任為第一任首輔,別人覺得荒唐,崇禎卻覺得正常:這是俞國振為了能夠徹底執行自己的意圖而推出的權宜之舉,想來他那個任期制,也是在向眾人表明,短則四年,長則八年,之后才會任命真正的首輔,那么在這段時間內,所有人,特別是被他任命為次輔的幾人,都要加倍努力了。
首輔提議次輔人選之事,在大明時便有之,只不過未形成慣例,更多的時候還是皇帝用次輔來牽制首輔。此次俞國振將之制度化下來,大約也是防止內閣群輔中出現內訌之事吧。
“中樞設政務內閣,共分十九個部,分別是吏部,主管人事考評升遷罷黜致仕退休之事;戶部,主管中樞財權與賦稅事宜;兵部,主管國防軍備事宜;建設部,主管各種工程、水利、道路交通建設事宜;禮部,主管宗教、文娛、報刊和宣傳事宜;鐵路部,主管全國鐵路建設事宜;農業部,主管農業、農村、農民事宜;工業部,主管工業、礦業事宜;商業部,主管各式經商活動與商務行業;外務部,主管與外國交往事宜;海事部,主管水運與漁業事宜;移民部,主管海外移民事宜;中樞銀行,主管所有銀行與錢莊、股權與債權及貨幣發行事宜;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教育及考試事宜;醫衛部,主管各級醫院與醫生、推廣各類運動事宜;研究院,主管各類實學與技藝研究事宜;郵驛總局,主管郵驛事宜;歸化部,主管異族同化事宜;治安部,主管內地巡防治安事宜,兼理民兵事宜。”
俞國振念的很短,但每個人手中發到的相關資料里,有各部具體職權范圍,包括舊朝官員手中,此時也有人來散發資料。眾人看到這十八個部,都覺得比起舊朝時期的六個部,管得更細,也更為具體。但是這十八個部中卻沒有以前主管律法的刑部,也沒有審理案件的大理寺,眾人都有些訝然。
就在這時,俞國振又道:“原先前朝的刑部、大理寺等職權,歸而為一,另設一機構,為中樞法務總部,以法務卿為其主官,設法曹院、監察院與廉政院。法曹院掌管起訴審判事宜,民事案件,二審終審,刑事案件,三審終審,由法曹院及其派駐各地方法院受理;所有判決結果,當由監察院監察,其過程與結果是否公正合法,是否有循私枉法;廉政院,主管各級官吏與各項政務監督。”
這個中樞法務總部,不但將刑部、大理寺的職權拿到手中,甚至連前朝廠衛的部分職權也控制住,其于政務內閣之外,可以限制和監督政務內閣權力,但又不至于過度干涉政務內閣主政。而且,法務總部的法務卿,由皇帝直接任命,其任期為十年,不得連任,也就是說,法務卿與內閣首輔互不統屬,雙方的關系比較。
眾人此時也看出俞國振的心思,他雖然主動限制了部分皇權,但同時也分化了內閣權力,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仍然是在追求平衡。但不象過去大明皇帝所追求的,只是人與人的平衡,他追求的卻是權與權的平衡、制與制的平衡,這種平衡之下,任何人上臺,都不影響整體。
只不過想法很好,能不能實現,還要看具體操作。眾人知道,俞國振還沒有說完,在分發的材料之中,俞國振對新朝的中央和地方,還有許多設想呢。
明末風暴 六八六、新朝自有新氣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