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七十九）政治制度的變革

在清朝覆亡，華夏共和國成立后。華夏共和國的政府機構同中國以前的各個封建王朝都不相同。由于戰時需要統一事權，因此華夏共和隊的事務由軍務部全面負責，行政上的事務由政務院負責。政務院負責主管華夏共和國所控制的區域內的一切行政、經濟、外交等事務。可以說囊括的領域非常廣大。因而負擔也非常重，不過考慮到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歷次政治改革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而這一次因為是面對一場關系華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因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所受到的壓力相對以前要小得多，使得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得以順利的開展。

華夏共和國政務院的最高領導者是“執政”也是華夏共和國的國家元首，另有八位稱為“參政”的委員，分別主管不同的部門。這其實是一種“集體領導”的合議制。誕生于清朝覆亡之后，共和時代之初。這些人都是晚清時中國中央和地方官員當中的實力派人物，采用這種“集體領導”的制度在當時是一種權宜之計，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夠讓國家迅速的從動亂中穩定下來。在國家走上正軌之后，這種“多頭領導”帶來的弊端也逐漸的顯露了出來。而且由于中國“初行共和。！國家制度當時還相當不完備，而太過劇烈的變革則會造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因此只能一點一點的實行變革，而華俄戰爭則大大加快了這一變革進程，因為戰爭需要的是雷厲風行的高效率，因此在華俄戰爭結束后，華夏共和國政務院取消了這個多頭領導的合議制和參政的職個，政務院下面由原來的十六全部增加到了二十多個的部或者署，分管不同領域的工作，直接向執政負責，使得職能進一步明確，例如軍務部被取消。原來的職權分別劃給了“總參謀部。海軍部陸軍部“武備部”和“后勤部”除了原來的“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司法部外交部鐵路部礦務部。”“郵傳部交通部民政部監察部警務部。及負責情報和安全事務的“軍情總處”和“安全總署”外，象另外一些比較重要的部門如“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國家發展改革總署”等等也一一建立了起來。

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來說，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初步帶有立法機關性質和議會性質的機構“議政院”和“咨政院”的出現。與之相對應的地方機構為“咨議局”和“參議局”。

根據《華夏共和國推薦選舉法規定，各省地方的咨議局由“民間公推之有識之士”組成，即咨議局代表大多是各省的地方伸士或民間極有威望的人士，而議政院成員則是在各省咨議局代表當中按照一定的比例選舉出來;各省地方的“參議局”前身是民間的工農商會等非正式組織。由民間工農商等各界代表組成。而咨政院成員也同樣是在各省參議局代表當中按照一定的比例選舉出來的。

這兩個在中國歷史上比較特殊的機構一開始的主要職能其實是“溝通上下情”即一個讓各階層民眾暢所欲言的地方和國情咨詢機構。而不是制定相關法律。華夏共和國當時沒有真正的國家立法機構。各項法律法規基本都是由政務院各部參照西方國家的相關法規，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但政務院為了做到相關法律出臺后必須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此制定出來的法律草案通常都要經過議政院和咨政院的討論，對不足之處進行修改之后才公告全國實行。

這樣實際上議政院和咨政院就取的了參與國家立法的部分權力，這一規則后來在政務院執政孫綱的推動下以制度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因為孫綱在做出決策的時候，也經常的聽取議政院和咨政院代表的意見，雖然以他當時所擁有的權力，實際上可以不用聽任何人的意見），為以后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立法機關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向民主憲政的方向前進鋪平了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華夏共和國政府各部門機關當中，由清末“大理院”脫胎而來的“檢察院”是獨立程度最高的，而且不但管轄的范圍極大。而且肩負的職能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在防止官員讀職和貪腐方面，檢察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為自從華夏共和國成立以后，隨著國家經濟的逐漸好轉，很多沾有清代貪腐惡習（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普遍的惡劣根性”田員開始向往起更為奢侈的生活，，貪果腐化，置產槽“州。層出不窮。”少數“富二代”開始變得驕奢淫逸，不守法紀，而且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被外國間諜勢力所利用，因此檢察院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將這些“國之蠢蟲”揪出來，其責任可以說相當的大，因此孫綱有意加強了檢察院的權力，在華俄戰爭期間，孫綱任命譚延愷為檢察院總長。由于譚延愷剛正不阿，精明強干。檢察院卓有成效的工作曾經招來了一些人的忌恨，在華俄戰爭結束后有人曾經提議取消檢察院，不但被孫綱拒絕，在戰后孫綱還將檢察院的職權范圍進一步擴大，對撫制朝野間的貪腐風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華夏共和國的地方行政機構都是和中央行政機構一一對應設立，在此基礎上確定了華夏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體系，只些特殊地方事務的管理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區別。

在華俄戰爭結束后，華夏共和國控制的區域其實是相當大的，因此實行的管理形式也是多樣式的，象在新邊疆地區，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就存在有好幾種不同的統治方式。象在庫頁島地區實行的是中央直轄形式;在興安省（從俄國手中奪回的外興安嶺地區）實行的是經濟特區形式;在“北海共和國”地區和青藏高原，實行的是托管形式。這么多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的要給政務院帶來巨大的壓力，因此在制定各項政策的時候也相當困難。由于目前華夏共和國控制的區域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有非常富裕的南方沿海地區，也有相對貧窮的北海共和國等地區，而且人口素質也相差得很遠，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年６月初，華夏共和國的管轄范圍內的人口達到了差不多巧億（這斤小統計數字應該是不準確的），但是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其余廣大的地區的人煙相對稀少。面對如此復雜的經濟發展狀況，政務院常常需要就同一部法律法規作出不同的版本，因而工作量大大增加。

經過廣泛的討論之后，華夏共和國在轄境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種是中央直轄，一種是委托管理。中央直轄是大部分省份的管理方式，各省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法律法規必須絕對的服從，在有異議的情況下也必須先執行后申訴。因此直轄管理的區域享有的自由度相對較小。

委托管理則是針對那些較為偏僻的地區進行的，例如青藏高原地區和北海共和國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模式、民族成分和社會結構都和內地有很大的不同，必須有專門的相應政策才能夠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象西藏地區，華夏共和國擁有名義上的宗主權，西藏是華夏共和國的一個省，并沒有省長治理，但實際上，西藏地方政府集團的獨立程度還是很大的，因為西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民族情況相對內地要復雜得多，而且又同英屬印度及尼泊爾等國接壤，目前華夏共和國想要對西藏實現完全直轄還有一定的困難。而北海共和國的情況也差不多。華夏共和國雖然擁有了這些區域的統治權，但是想要真正的行使權力。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為了確保國家機構的正常運轉，孫綱決定通過社會自由競爭的方式來選拔人才，并相應的制定了國家公務人員的選拔和考試規則。因為在中國，考試是不可能沒有的。不過。考試的內容和方式則可以改變。不否是以前的那些“道德文章”。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在華夏共和國成立之初，曾經以考試的方式公開選拔政府官員，任何國內居民都可以報考，消息傳出后全國各地青年學子們的反應非常的熱烈，報考人數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盛況空前，只可惜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在報考的人當中，能夠懂得現代天和物理化學的人并沒有想象當中的那么多，很多由傳統私墅培養出來的學子們紛紛落榜，這說明在中國，傳統的保守力量還是相當大的，相反有很多技術行業的人才進入了華夏共和國的管理人員隊伍中，而這次的官員選拔更堅定了孫綱“教育興國”的決心。

對于中國來說，要走的路還很遠，但正如孫綱后來說的：“雖然前進的道路是那樣的漫長，但是人們已經知道了正確的方向，這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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