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二）貨幣制度的“兩”“元”之爭

崛起之華夏 （四百零二）貨幣制度的“兩”“元”之爭
（四百零二）貨幣制度的“兩”“元”之爭值得注意的是，各宗藩國在來華朝貢的同時，也與中國進行了大量的貿易活動。[3Z中文。3zcn]由此可見，清朝與周邊國家的這種“宗藩”關系和近代西方國家間的那種表面上“平等”，而實質上卻是“弱肉強食”的國際關系有著本質的區別；和西方殖民國家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控制與被控制、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更是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天壤之別。即使在清朝“閉關鎖國”期間，和屬國的這種聯系也沒有中斷，只是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國勢漸衰，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侵略下，這些屬國漸漸的喪失，但基于傳統文化上的認同感，這些國家還極力的保持著和中國的“宗藩”關系，象緬甸盡管已經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但英國仍然不得不允許緬甸在一定時間繼續向中國“朝貢”。

現在，大清王朝已經由新的“華夏共和國”所取代，中國傳統的這些宗藩國失去了“朝貢”的對象，如何重新“定位”和中國的關系，是擺在這些中國的前“屬國”面前的一道難題。

而孫綱提前留了“后手”，通過自己在朝鮮的北洋方面的代言人“美女學生”金舜姬，成功的解決了朝鮮和中國的藩屬關系問題。

在“己亥之亂”發生之后，朝鮮國內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朝野上下頓時一片震恐。朝鮮國王李熙大驚失色，派人向在釜山地北洋水師提督葉祖圭問計，葉祖圭雖然已經提前知道了消息。但也不敢擅自決斷，后來等到孫綱把在北京的朝廷主要官員都接到了旅順。成立“北洋共和政府”后，金舜姬按照孫綱的指示，以她地特殊身份在朝鮮軍政兩界及王室間進行了“溝通”，才讓朝鮮在因中國內亂造成的恐慌情緒中穩定下來，朝鮮國王李熙表示。“中國有難，朝鮮為中國屬邦，絕不坐視不顧”。指示朝鮮軍政當局做好戰備，“備中國不時之需”，于是就有了后來朝鮮海軍協同北洋艦隊作戰以及金舜姬親率朝鮮軍隊3000人進入中國境內幫助中隊阻擊俄軍地行動。

“華夏共和國”成立后，朝鮮率先表示承認，但對于朝鮮應該同中國居于什么樣的地位感到“困惑”，孫綱隨即讓金舜姬轉告朝鮮國王，中國和朝鮮仍然是“唇齒相依”的“兄弟之邦”，既然大清王朝已經不存在了。中國將和朝鮮建立“平等”的外交關系，用來取代以前的“朝貢”關系。

朝鮮國王李熙知道后放心之余也十分感動，立刻派使團前往中國道賀，遞交國書，“慶賀中國共和重生，并與中國約為盟邦，互助互援，永世修好”。中國和朝鮮以簽訂《平等友好互助條約地形式確定了兩國新的外交關系。

朝鮮是中國最重要的屬國之一，在朝鮮地“率先表態”之下，琉球王國接著響應。中國的另外幾個已經和清朝實際聯系不多的屬國暹邏、緬甸、尼泊爾等國也紛紛向中國派遣使團。重新和中國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系，取代從古時延續下來的“朝貢”關系。

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史上。也就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對孫綱來說，這些周邊鄰國重新和中國建交，有助于中國以這些友好國家做為屏障和助力，抵御西方國家的蠶食。這些周邊國家對中國以后地發展，有著很現實的戰略意義。

對這些國家來說，和已經開始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結好，也有助于防止他們自身被西方列強吞并。

遠的不說，象朝鮮為了對付日本和俄國的潛在威脅，和中國走到一起是必然的，也是現實的選擇。

象尼泊爾依托中國，不但能夠保護自己，而且一個獨立的尼泊爾作為中國地區的屏障，對中國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現在通過“平等友好互助條約”地形式，正式取得了在朝鮮和琉球地駐兵權，將中國的海上防線擴大到了外海，對保護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也有著深遠地現實意義。

“你的事忙得怎么樣？”這一天，孫綱看到自己的愛妻馬也和自己一樣的在忙，而且一副愁眉深鎖的樣子，不由得問道，“可別把自己累壞了，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吧？”

“倒不是出了什么事，經濟的問題，不是象你那里軍事方面的事情那樣，你知道了發展的方向，按著正確的道路解決就行了。”馬說道，“記得我和你說過的那個關于錢的事情吧？你不是還在銀行干過好多年嗎？這回幫我出出主意吧，你們都是參政，張大總督那里，恐怕你得幫我去溝通一下。”

“怎么回事？要我去找張之洞老爺子溝通什么？”孫綱聽她這么一說，不由得奇怪地問道，

馬告訴孫綱，現在關于中國的貨幣制度的標準，一直無法確定下來。

由于中國目前流通的貨幣不但有傳統的紋銀和方孔銅錢，而且還充斥著大量的外國銀元，以及各省自鑄的銀元，這些各種各樣的貨幣之間并沒有固定的兌換率，中國市場上貨幣流通之混亂，世界罕見。尤其是各省官辦的或私營的錢莊和票號以及在中國的外國銀行都在發行紙幣，這樣就使得中國的市場更加的混亂。這種貨幣流通的混亂狀態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甚至于在中國作生意的外國商人對這種混亂狀況都感覺到“難以忍受”，英國和美國在同“華夏共和國”重新訂約時就向李鴻章等人明確提出，中國必須改變目前這種貨幣制度的混亂狀態，要求新的中國政府實現貨幣“標準化”，甚至提議中國采用“金本位制”的貨幣制度。

混亂的貨幣制度不利于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不但中國的好多商界人士已經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中國政府的好多官員的看法也都一樣。因而這次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商界代表會議”上，好多省的商會代表強烈要求統一幣制，并在集體討論之后向李鴻章提交了“請愿書”，要求政府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以解民間通貨不暢之積弊”。

“全國工商界代表會議”還向李鴻章提交了幾份“備忘錄”，里面有經過各省商界代表討論后給出來的幾種貨幣制度的備選方案，以供政府選擇。

李鴻章接到請愿書后不敢怠慢，由于他對這個貨幣制度該用什么標準好也是心中無數，他特地還請了幾位對中國這方面很有“研究”的外國專家來進行咨詢，這幫外國人經過研究之后給李鴻章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大體上是這樣的：

因為世界銀價下跌的關系，中國目前的貨幣制度應該和國際接軌，采用金本位制。）雖然采用金本位制，但黃金貨幣不應該在國內市場上流通，只能作為國家的貨幣發行儲備和支付外國之用。

雖然采用的是金本位制，但在中國的國內市場，應該以銀幣作為標準貨幣。

按照目前中國市場上的現狀，金與銀之間的最佳兌換比率應該是1比36。

做為標準貨幣的中國銀幣，應該和現在中國市場上流通的外國銀元大體相當。

這幫外國專家弄的這個方案，在孫綱的“專業眼光”看來，已經有一些“虛金本位制”的意思在里面了。

而且這些外國專家還建議，為了監督新的貨幣制度的采用，中國應該雇傭外國人來幫助實現中國的新貨幣政策。

因為李鴻章對貨幣制度的事情并不是太了解，所以他也不敢確定這個方案適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李鴻章把這個方案又傳回了“全國工商界代表會議”，讓各省商界代表討論，結果這些人有的支持金本位制，有的支持銀本位制，居然沒辦法達成一致。

但最后經過投票表決，最終確定的是銀本位制。

畢竟在中國，白銀作為主要流通貨幣，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

傳統的力量是很大的，在中國，尤其不容易改變。

確定了使用銀本位制之后，關于新的貨幣采用什么樣的標準，又起了爭執。

那就是，究竟是使用幣值為“一兩”的標準銀幣好呢，還是采用約等于半美國銀元的“一元”標準銀幣好呢？

關于貨幣制度的討論，現在集中在了這個貨幣標準的問題上來了。

雖然這個問題李鴻章還沒有拿到政務院會議上進行討論，而消息傳到了政務院另一位參政張之洞的耳朵里后，張之洞表示反對采用金本位制，支持銀本位制的方案，并且明確表示，中國應該采用“庫平銀一兩”的標準銀幣。崛起之華夏 （四百零二）貨幣制度的“兩”“元”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