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考古學家 十

1922年10月13日星期五

關于阿托姆哈杜古墓位置的證據：在古物管理局的空閑時間給了機會，可以讓我提出一個暗含深意的問題：怎么才能知道到哪里去尋找古墓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提起幾年前的事情，當我剛開始成為埃及考古學者的時候，或多或少受到了雨果·圣約翰·馬洛維的影響。要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瘋狂的殺戮中倒下，他早已是我們不景氣的考古行業中聲名顯赫的成員之一。

在那個悲慘的日子之前，我們都是年輕的軍官，在埃及為我們偉大的目標共同努力，并肩作戰（在我去參加博斯普魯斯海峽戰役的戰斗之前）。我們曾一起就讀于牛津大學，雨果·馬洛維和我都會說一口流利的現代阿拉伯語，也都熟悉古埃及人的風俗習慣。我們的語言天賦受到了皇家陸軍的重視，結果就順理成章地被派遣到了近東戰區。由于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專長，我們駐扎在開羅郊區的一個營地內，專門負責審問犯人（有時，可疑的阿拉伯部落男子會持有德國或土耳其武器或文件）和反諜報任務（試圖說服那些阿拉伯部落男子拿起土耳其武器，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我知道現在說一戰時的事情并不時髦，但那時卻是我度過的最美妙的一段時光，直到我接到命令去給澳紐軍團當顧問。在去任職的途中，我與土耳其人交了火，并在加里波里中彈負傷。在那次英勇負傷之前的幾個月里，馬洛維和我在駐地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只要我們能夠拿到通行證，我們就會利用這段時間穿行在埃及的沙漠里；而一旦有機會，我們就會去結識仍在刻苦鉆研的考古行家，即使當今世界正在遭受戰爭的摧殘，但他們仍在不斷揭開歷史之謎。

我和馬洛維騎著摩托度過了愜意自由的時光（我們享受的自由遠不止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說實話，戰爭很少光顧這里），我們找到正當的理由去參觀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甚至利用幾天的時間去南部旅行，參觀帝王谷和在德爾哈巴里的阿謝普蘇神廟——所有這些都是我孩提時甚至是大學時期夢寐以求的地方，它們突然之間在我眼前變為了現實。從一個人性格的第一塊基石被固定并加以鞏固的那一刻開始就渴望某種東西，只是因為它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比其它任何東西都美麗，而使一個人真心渴望得到它，鉆研和駕馭它，花費多年心血去追求，然而在突然之間，在一場毫無意義的現代戰爭的調解階段，它卻赤裸裸地展現在你的面前，而你則會既震驚又狂喜地認識到，原來多年研究所學到的東西其實只是一點點皮毛而已。但是，你所頂禮膜拜的發光體是如此遼闊無邊，一個人也許要貢獻自己甚至是全部生命來感知其深度并讓自己與其合為一體，使它感覺到愛和他的存在，讓它知道一個人將永遠不會體味到它所蘊藏的甚至微小的一部分——所有這些都是我在這片樂土上為國王和國家效力的前幾個月里的深切感受。

在有軍事任務時，我和馬洛維不能離開駐地游走在金字塔、巨像、懸崖古墓和廟宇之間；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在帳篷和辦公室里——像我們在牛津大學時所做的一樣——繼續探索埃及歷史的洞穴。為了全世界的認知與探索，我們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走入了黑暗之地，但我們倆卻全然不知。附加說明的問號是要追蹤的日期和參考文獻，看到這些地方，就像復仇的眼鏡蛇張開大嘴吞噬對于一切必然性的曲解和疏忽——比如，“阿托姆哈杜（？）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統治（？）著第十三王朝末期（？），他是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國王（？）”——學者必須盡其所能確定仍受爭議的國王和王后的大體輪廓。這些曾經偉大的男人和女人靠著最后一絲希望（他們名字中一半是在他們假定死亡1000年之后才寫在一張易碎的草制紙上）才獲得現在來之不易的不朽。歷史學家和挖掘者們正在努力建造一座由有根據的猜想構成的根基不牢固的大橋，讓那些幾乎消失了的英雄們跨越時間的鴻溝再次出現。

在牛津時，我和馬洛維經常取笑那些不計后果的歷史學家們利用自己豐富的想象過于自由地培植古草制紙，而且很有愛心地將他們幻想的結果編入歷史年代表，即使是這樣，我們也被傳說中的第十三王朝的英雄——詩人——國王阿托姆哈杜的不確定性光環所吸引。我們徹夜在貝列爾學院低年級的普通宿舍里鉆研前兩個阿托姆哈杜片段的圖像或繪制的復制品。我們會爭論各種可能性，按時間年代順序上的種種暗示制表，翻譯出詩文的隱含意思，當然最后要嘲笑早前的兩個譯者：含糊其辭的哈里曼和以華麗詞藻誘人的瓦薩爾。

我的讀者，你能理解我作為一個人和一個探險者的內心世界嗎？請不要顧及我的童年時代，盡管我深受父親的影響并且我的家庭安逸，但真的與此沒有任何關系。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我的熱情并理解我如何開始去探索阿托姆哈杜古墓，請你特別留意我在牛津大學的時光。現在看來，那些充滿熱情去追求學術的時光影響了我，塑造了我。他們給予我歷史的厚重感和立體感。在牛津的冬天，當黎明時分一絲微弱的光線悄悄透過窗戶玻璃時，馬洛維和我——從19歲、20歲到21歲——一直對古埃及的神秘之謎爭論不休，尤其是關于阿托姆哈杜古墓的種種可能。我們近乎瘋狂的爭論嚴肅而不僵化，就像是場接力賽，時刻準備互相傳遞帶著疑問的接力棒，然后在賽場上全力奔跑去點亮證據的隱隙，也就是各種可能性背后被忽視的隱蔽處。如果他確實存在，因為他的名字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現的國王名單上尚未有最終定論（捉弄人的是，這個名單并不完整），那么阿托姆哈杜究竟符合哪個歷史年代呢？

在那段日子里，你可能毫不費力地就能親眼見到更多的東西，某個聲音的出現，這個行業的紅色黎明。馬洛維毫無疑問就是這樣的人，他不只是簡單地用語言或是手寫象形文字記憶知識，他有一種在古墓深處的駕馭能力，就像人們看到在戰場上的精英部隊有意識、有能力控制戰場上的形勢一樣。即使你讓他們注意到自己的力量，這樣的人也不會相信，他們不明白你的意思，甚至他們好像根本不在乎。但對于其他人，那些不斷奮斗的人，不管他們怎樣練習技術和積累經驗，總會感覺少了些什么。無論自己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他們還是缺少潛意識，缺少懷疑和煩惱，缺少去發現可能性的某種能力，更加缺少徹底完成任務的態度，這些是他們永遠也不會得到的。當真正的大師工作的時候，你會看到那些小人物，即使是熟練工人，也會對困難與挫折不以為然。

在牛津就讀期間，我和馬洛維（在克萊蒙特·“我懷疑”·韋克斯勒那商標式的懷疑主義的影響下）仍對阿托姆哈杜是否存在的問題持不可知論觀點。毋庸置疑，兩個關于阿托姆哈杜的片斷——片斷A由F·萊特·哈里曼在《尼羅河上的雅典》中翻譯并公開發表，片斷B是由讓米歇爾·瓦薩爾在《國王的情人》中翻譯并發表——是被單獨發現的，但它們的內容是重疊的，因為是從同一原版本上拷貝下來的。人們容易受到誘惑并同意哈里曼和瓦薩爾的觀點，他們說在一些詩文里提到的“國王”，敘述者——詩人——故事的主角“阿托姆哈杜”，事實上是一個歷史人物，而不是文學上虛構的。但我們并不是“阿托姆哈杜”的狂熱分子。我們認為這只可能是兩種可能中的一種——要么阿托姆哈杜是真實存在的，要么他是復仇小說里的虛構人物，是屬于第二個中王國時期被驅逐者的創作，是那些被驅逐者、奴隸、異教徒或者懷鄉者傳說中的英雄，這些人夢想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是征服者，至少也是一個為逝去的輝煌歲月戰死沙場的勇士，就像托馬斯·馬洛里爵士想象的亞瑟王一樣。這個阿托姆哈杜有他吸引人的地方，讓人陶醉的吸引力：他自大、好色、魯莽、殘暴，驕傲地隨意創造他想象的世界，并按他神圣的旨意控制世界。他那個不俗而有趣的名字（阿托姆哈杜！）及形成此名的象形文字（參考卷首插畫）的確使我和馬洛維浮想聯翩，但我們都不是（因為《古埃及的欲望與欺騙》的跛腳評論家是這樣稱呼我的）“癡心妄想的空想家、無以言喻的夢想家和分散學者注意力并且自甘墮落的業余愛好者。”

1856年召集，被認為是阿托姆哈杜的《訓誡》的片斷A剛剛揭開它神秘的面紗，而那張灰白色的草制紙碎片是在F·萊特·哈里曼“純潔”的雙手上發現的。作為一個曾與母親一起探險埃及并受過不完整宗教訓練的蘇格蘭單身漢，人們在說起哈里曼時總是要從他的腰帶開始，這個精致的物件把他短小的身材和比例完美的臀部做了很好的處理，并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贏得了很多雅號。

哈里曼——像許多渴望達到不朽的人一樣——被子孫熱情地擁抱，他們是因為某種東西才這樣做的，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在埃及尋找瑪麗亞、圣約瑟和耶穌逃亡時寄居點的證據的事業上。他在格拉斯哥的家里曾寫過一首短詩，混雜著強烈的蘇格蘭宗教色彩，并帶有蒼白的諷刺意味：

無神論，我猜，也是一種信仰這就需要信徒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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