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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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朱赫來一邊思考，一邊從嘴里取下煙斗，小心地用指頭按了按隆起的煙灰。煙斗已經滅了。

屋子里十幾個人在吸煙，灰色的煙霧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燈罩下面，在省委書記坐椅的上方繚繞。圍著桌子坐在辦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霧中。

胸口貼著桌子，坐在省委書記旁邊的是托卡列夫老頭。他氣憤地捻著小胡子，偶爾斜眼瞅一下那個禿頂的矮個子，這家伙嗓子又尖又細，一直在羅里羅嗦地兜圈子，說些像雞蛋殼一樣空洞的廢話。

阿基姆看見了這個老鉗工斜視的目光，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時候他們家里有一只愛斗的公雞，叫“專啄眼”。每當它準備進攻的時候，也是這樣斜眼打量對手的。

省黨委的會議已經開了一個多小時。禿頭是鐵路林業委員會的主席。

他一邊用敏捷的手指翻動文件，一邊滔滔不絕地說：“……正是因為有這些客觀原因，省委和鐵路管理局的決議才無法實現。我再說一遍，就是再過一個月，我們能夠提供的木柴也不會超過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萬立方米的任務，那簡直是……”禿頭在挑選字眼，“烏托邦！”說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著是一陣沉默，仿佛持續了很久。

朱赫來用指甲敲著煙斗，想把煙灰磕出來。托卡列夫說話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這沒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說：鐵路林業委員會過去沒有木柴，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是這樣嗎？”

禿頭聳了聳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們早就準備好了，只是沒有馬車往外運……”小矮個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絹擦了擦光禿禿的腦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絹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運送木柴呢？原來領導這項工作的那些專家搞了鬼，可是他們給抓起來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說。

禿頭朝他轉過身來，說：“我已經向鐵路管理局打了三次報告，說沒有運輸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斷了他的話：“這我們早就聽說了，”老鉗工輕蔑地哼了一聲，狠狠地瞪了禿頭一眼。“拿我們當傻瓜還是怎么的？”

這一問，嚇得禿頭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我可不能負責。”禿頭回答的聲音已經低了下來。

“但是，他們在離鐵路很遠的地方伐木，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問。

“聽說過，不過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是別人轄區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級報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員？”工會理事會主席向禿頭提了一個問題。

“大約二百人。”

“這幫飯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勁啐了一口。

“鐵路林業委員會全體人員都領頭等口糧，我們讓城里的工人把口糧節約下來給你們，可你們干了些什么呢？我們撥給工人的那兩車皮面粉，你們弄到哪兒去了？”工會理事會主席繼續追問。

四面八方都向禿頭提出各種各樣尖銳的問題，可是他對這些問題卻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對付逼債的債主一樣。

這家伙滑得像條泥鰍，根本不正面回答問題，兩只眼睛卻不停地東張西望。他本能地感覺到危險逼近了。他又心虛，又緊張，現在他只有一個愿望――趕快離開這里回家，家里已經準備好了豐盛的晚餐，他那風韻猶存的妻子正在讀保羅德科克［保羅德科克（１７９４―１８７１），法國作家。――譯者］的小說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飯。

朱赫來一面注意聽禿頭的回答，一面在筆記本上寫道：“我認為，應當對這個人做更深入的審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問題。我已經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談下去，讓他滾開，咱們好干正事。”

省委書記讀完接到的紙條，向朱赫來點了點頭。

朱赫來站起來，走到外屋去打電話。他回來的時候，省委書記已經念到決議的結尾：“……鑒于鐵路林業委員會領導人公然消極怠工，故撤銷其職務，并將此案交偵查機關審理。”

禿頭本來以為不會這么便宜他。不錯，指責他消極怠工，撤了他的職，說明對他是不是可靠產生了懷疑，不過，這終究是小事一樁。至于博亞爾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擔心的，又不是他轄區里的事。“呸，真見鬼，我還以為他們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來了，一邊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邊說：“也好，反正我是一個非黨專家，你們有權不信任我。但是我問心無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沒有做到，那只是因為力不從心。”

誰也沒有答理他。禿頭走出房間，急急忙忙跑下樓梯，輕松地舒了一口氣，拉開了臨街的大門。就在門口，一個穿軍大衣的人問他：“公民，您貴姓？”

禿頭嚇得心都要蹦出來了，結結巴巴地說：“切爾……溫斯基……”

在省委書記的辦公室里，那個“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個人全把腦袋緊緊地湊到大桌子上面來了。

“你們看……”朱赫來用手指按著攤開的地圖說。“這是博亞爾卡站，離車站七俄里是伐木場。這兒堆積著二十一萬立方米木柴。一支勞動大軍在這兒干了八個月，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結果呢――咱們被出賣了，鐵路和城市還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從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運到車站來。這就至少需要五千輛大車，整整運一個月，而且每天要運兩趟。最近的一個村莊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奧爾利克匪幫就在這一帶活動……這是什么意思，你們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計劃，伐木應該從這兒開始，然后向車站方向推進，可是這幫壞蛋反而把伐木隊往森林里引。他們的算盤打得倒挺如意：這樣一來，咱們就不能把伐倒的木頭運到鐵路沿線。事實上也是這樣，咱們連一百輛大車也弄不到。他們就是這樣整咱們的！……這一招跟搞暴動沒有什么兩樣。”

朱赫來緊握著的拳頭沉重地落在打了蠟的地圖上。

對于日益逼近的威脅，朱赫來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在座的十三個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經到了大門口。醫院、學校、機關和幾十萬居民都只能聽任嚴寒的擺布。車站擠滿了人，像一窩螞蟻，而火車卻只能每星期開一次。

每個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來松開了拳頭，說：“同志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在三個月的期限內，從車站到伐木場修一條輕便鐵路，全長是七俄里。爭取在一個半月之內，就把鐵路修到伐木場的邊緣。這件事我已經研究了一個星期。要完成這項工程，”朱赫來焦干的嗓子變得沙啞了。

“需要三百五十個工人和兩個工程師。普夏―沃季察有現成的鐵軌和七個火車頭，是共青團員們在那兒的倉庫里找到的。戰前想從那兒鋪一條輕便鐵路到城里來。不過，工人們在博亞爾卡沒有地方住。當地只有一所破房子，過去是林業學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兩個星期輪換一次，時間長了受不了。阿基姆，咱們把共青團員調上去，怎么樣？”

他沒有等回答，接著說：“共青團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緬卡區的團員和城里的一部分團員。任務十分艱巨，但是只要跟同志們講清楚，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全城和鐵路，他們一定會完成任務的。”

鐵路局長懷疑地搖了搖頭。

“這么干不見得會有什么結果吧。在這么荒涼的地方鋪七俄里長的鐵路，又趕上現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凍了。”他有氣無力地說。

朱赫來連頭也沒有回，不客氣地說：“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沒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維奇。鐵路支線一定要建成。總不能抱著肩膀，干等著凍死。”

麗達的日記本里新寫了滿滿兩頁紙：

組織人力去修輕便鐵路的動員工作已經進行兩天多了。

索洛緬卡區的團組織幾乎整個都派去。團省委委員去三個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見這項工程多么重要。這三個人是朱赫來同志親自選中的。我和阿基姆曾兩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說，這項工程極其艱苦，如果失敗，那就要大難臨頭。后天有一列專車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開了去工地的黨團員會議，托卡列夫發表了精彩的演說。省黨委把領導這項工程的重任托付給這位老人，這個人選太恰當了。總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團員一百名，黨員二十名，工程師和技術員各一名。今天扎爾基和柯察金到交通專科學校去動員學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圖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還真不知道他就是謝廖沙常常談起的那個保爾。圖夫塔因為挾嫌泄私憤，在常委會上受到申斥的處分。就是在常委會上，他也沒有完全放棄指責保爾。事情發生在積極分子會議上。

當時正在挑選去工地的人員。圖夫塔突然對保爾的任命提出異議。他的理由讓我們全都感到吃驚。圖夫塔說，保爾同資產階級分子有聯系，加之過去參加過反對派，因此，不能讓他擔任小隊的領導。

我看著保爾。當圖夫塔應大家的要求，提出證明，進行解釋的時候，保爾的目光由驚奇變成了憤怒。圖夫塔說的是：粉碎反革命陰謀那次，圖夫塔和保爾編在同一個分隊里，他們到一個教授家去搜查。這個教授的女兒原來是保爾的熟人。圖夫塔偷聽到她和保爾的談話，她問保爾：“真的是您讓人來搜查我家的嗎，柯察金同志？要真是這樣，對我便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您對我們家好像是相當了解的。”保爾回答說，如果在你們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來，分隊會離開的。圖夫塔要求保爾說清楚，他跟資產階級小姐怎么會這么親近熟悉。

保爾表現得不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這樣回敬圖夫塔的：“同志們，如果是你們當中任何一個別的人說我這種閑話，我是會很惱火的。現在是圖夫塔說，那就是另一碼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而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卻在那里亂咬人，這是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們，我當然是要解釋清楚的，不過不是向他，而是向你們大家。事情很簡單，一九二○年，我在這個教授家中寄住過一陣子，這就相互認識了唄。這家人沒有做過什么壞事。至于我過去犯的政治錯誤，我一直牢記心間。沒有一位同志再翻過老帳。圖夫塔現在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等到了工地，我們會有機會來證明這一點的。”

保爾的話給打斷了，大家不讓他再說下去。圖夫塔受到申斥的處分。我想在保爾去博亞爾卡之前同他見一次面。

交通專科學校兩層樓的大樓房里鬧哄哄的一片，各年級的頭頭在召集學生開全體會議。有人拽了一下保爾的袖子。

“你好，保爾，哪陣風把你給吹來啦？”打招呼的是一個目光嚴肅的小伙子，他戴著學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來一綹波浪形的鬈發。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漢斯基，與保爾同年，是保爾的同鄉。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爾焦姆工作的機車庫當鉗工。科漢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儉用，供他讀書。小伙子也不賴，一邊勞動一邊學習，讀完了技工學校高級班，又到基輔來上學。阿廖沙長話短說，向保爾講了講他上學的經過和波折：“咱們城里來了六個人。這些人你大概都認識，有舒拉蘇哈里科、扎利瓦諾夫、沙拉蓬，就是那個小滑頭，獨眼龍，記得吧？還有薩什卡切博塔里、萬卡尤林。他們幾個，一路上吃的東西，家里全給準備得好好的，又是果醬，又是香腸，又是烙餅，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沒有別的可帶的。這幾個中學生，一路上一個勁兒耍笑我。把我氣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這幾個壞蛋一頓。別看他們有五個狗東西，我興許要吃虧，可撈到一個我算夠本。實在叫人受不了。聽他們說的：‘龜孫子，你往哪兒鉆哪？傻瓜，呆家里摳土豆去吧。’唉，算了。總算到了基輔。

他們全都帶著介紹信，去找這個長那個長。我一口氣跑到軍區參謀部。我想當飛行員。睡覺做夢我都能夢見在半空中打轉轉。”

保爾微微一笑，開玩笑地問阿廖沙：“地下就擠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說：“參謀部的人也這么說：‘你干嗎非要穿云破霧呢？還是地下保險。’他們都取笑我。我連縣團委的介紹信都帶著呢，請他們幫助我進空軍。我們家還住過一個搞軍需供應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紹信背面寫了幾句。一字不差，這么寫的：‘本人認為科漢斯基同志有覺悟。總的說是個棒小伙子。腦袋瓜也挺靈。出身工人家庭。他想開飛機，那就讓他去學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簽名是：‘第一三○博貢師軍需隊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爾打心眼里樂開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幫學生圍攏過來。阿廖沙邊笑邊繼續說：“是啊，飛行員的事沒辦成。參謀部里的人向我解釋說，眼下沒有飛機讓我開。要是先學點技術，倒可以，飛機嘛，啥時候開都不晚。我就跑這里來了，遞了申請書。結果呢，入學要考試。那五個家伙也在這里。考試兩個禮拜之后進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個名額八個人爭，來的還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來一遍模擬考試，有的像我們這幾位，都是中學七年級畢業。我趕緊翻書，恢復恢復記憶。還要去打工，卸一車皮木柴，夠兩天吃的。后來木柴沒有卸的了，只好勒褲腰帶。而我們那幾位呢，成天忙著跑劇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來冷冷清清的，學生們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這幾個家伙一回來，就甭想再看書：叫啊，鬧啊，笑啊。扎利瓦諾夫領他們去輕歌劇院，介紹他們認識了一些女演員。三天工夫，她們把他們口袋里的錢掏了個精光。等到沒東西下肚了，這幫混蛋就來個順手牽羊，牽走了一個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雞蛋，又趁我不在，一頓嚼光了我剩下的一點面包干。

“考試的一天終于到了。第一門考的是幾何。發的試卷上都蓋了圖章，三十五分鐘解習題。我看看黑板上的試題，全會做。再瞧瞧那幾個中學生，一個個傻了眼，都在絞腦汁呢。

愁眉苦臉，齜牙咧嘴的，又好像他們椅子上有人釘了幾只尖木樁，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個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臉，一只獨眼溜東溜西的。我心里尋思，狗娘養的，這可不像你擰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過氣來，又接著說下去：“我解完了題，站起來，準備交給教授。蘇哈里科和扎利瓦諾夫壓低嗓門，老鼠似的吱吱叫喚：‘遞張小抄過來。’“我徑直朝桌子走去，路過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聲咒罵我，罵得可難聽了。兩天下來，他們各得了四個兩分，退出了考試。我沉住氣繼續考。他們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蘇哈里科來找我，說：‘別在這里泡啦。我們私下里從老師那兒打聽到，你有兩個兩分。反正考不取。跟我們一起報建筑專科學校吧，那里容易取。現在還來得及。’我差點信了他的話，不過并沒有放棄考試。反正只剩下兩門了，考完再說。結果呢，他們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們幾個進了專科學校附設的二年制技校，這樣就可以蒙騙家里人。入學沒有要他們考試，因為技校只要求中學二年級的文化。他們領到了學生證、免票卡。如今哪條鐵路線上都少不了他們。跑單幫，投機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錢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經搬了三次家。

到哪兒都鬧事，酗酒，讓人家攆出來。尤林也盡量躲著他們，他進了建筑專科學校。”

走廊上越來越擠。人不斷往大教室去。保爾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氣來，說：“前不久尤林順路去看他們。他們在賭牌。尤林也湊熱鬧，沒想到贏了。你猜怎么著？他們把他的錢搶過去，還狠揍了一頓，又趕出了門。這真叫活該。”

寬敞的大教室里，會議一直開到半夜，做爭取多數人的工作。扎爾基發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數學生聽都不想聽。身穿校服、戴著錘子領章的學生叫喊起哄，兩次破壞了投票。扎爾基在這里沒有依靠對象。兩個團員對五百個學生，學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媽的寶貝疙疸”。民主空氣最好的是一年級，那里的頭是阿廖沙。機械系一年級的頭達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個長著一對充滿幻想的眼睛的青年。這兩個年級多數人投了贊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學校團支部才答應派四十名學生去修鐵路。

最后幾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車。乘務員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崗位上。天下著蒙蒙細雨。麗達的皮夾克濕得發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樣從上面滾下來。

麗達在送別托卡列夫，她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輕聲說：“祝你們成功。”

老人的眼睛從灰白的長眉毛下面親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媽的給咱們找麻煩。”他咕噥了一句。“你們在這兒看著點。要是誰跟我們扯皮，你們看準地方，就給他們點厲害看看。這幫廢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該上車了。”

托卡列夫裹緊了短外衣。就在他臨上車前，麗達像是無意地問：“怎么，難道保爾不跟你們一起去嗎？他怎么不在這兒呢？”

“他昨天就坐軋道車走了，跟技術指導員打前站去了。”

扎爾基和杜巴瓦沿站臺匆匆朝這邊走來，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隨便地披在身上，纖細的手指夾著一支熄了的香煙。

麗達注視著這三個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保爾跟你學得怎么樣？”

托卡列夫驚訝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學得怎么樣？那小伙子不是一直歸你管的嗎？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來沒個完。”

麗達仔細聽著，有點不大相信老人的話。

“是這樣嗎，托卡列夫同志？他說他跟我學過的東西，都要上你那兒再學一遍。”

老人大笑起來。

“上我那兒？……我連他的影子都沒見過。”

汽笛響了。克拉維切克在車廂里喊道：“烏斯季諾維奇同志，你放我們的大叔上車吧，這樣不行啊！沒有他我們可怎么辦呢？”

這個捷克人還想說些什么，但是一看見走到跟前的那三個人，便不再做聲了。他在瞬息間同安娜的不平靜的眼神接觸了一下，看到她對杜巴瓦露出惜別的微笑，覺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離開了車窗。

秋雨打著人們的臉。一團團飽含雨水的烏云，在低空慢慢移動。深秋，一望無際的森林里，樹葉全落了。老榆樹陰郁地站著，把滿身皺紋藏在褐色的苔蘚下面。無情的秋天剝去了它們華麗的盛裝，它們只好光著枯瘦的身體站在那里。

小車站孤獨地隱在樹林里。一條新修的路基從車站的石頭貨臺伸向森林。路基周圍是螞蟻一樣密集的人群。

討厭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撲哧撲哧直響。路基兩旁的人們狠勁地挖著土。鐵器發出沉重的撞擊聲，鐵鍬碰著石頭，鏗然作響。

雨像用篩子篩過的一樣，又細又密，下個不停。冰冷的雨水滲進了衣服。雨水也沖走了人們的勞動成果，泥漿如同稠粥從路基上淌下來。

濕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們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離開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長，不斷伸向密林深處。

離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石頭房的空架子，凄涼地立在那里。里面的東西，凡是撬得下、拆得開、砸得動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門窗成了張口的大洞；爐門成了黑窟窿。房頂也破爛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沒有遭劫的是四個房間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個人就穿著里外濕透、濺滿泥漿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覺。大家在門口擰衣服，臟水一股股流下來。他們用最難聽的話咒罵這惡劣的天氣和遍地的泥濘。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鋪了一層干草，他們緊挨著睡在上面，相互用體溫取暖。衣服冒著氣，但是從來沒有干過。雨水滲過擋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點像密集的霰彈敲打著屋頂上殘留的鐵皮。冷風不斷從破門縫里吹進來。

廚房是一座破舊的板棚。早晨大家在這里草草吃完茶點，就到工地上去。午飯是單調得要命的素扁豆湯和一磅半幾乎跟煤一樣黑的面包。

城里能夠供應的只有這些東西。

技術指導員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維奇帕托什金是個高個子的干巴老頭，臉上有兩道很深的皺紋。技術員瓦庫連科個子不高，但是很壯，粗笨的臉上長著一個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們倆住在火車站站長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車站肅反工作人員霍利亞瓦的小房間里。

霍利亞瓦長著兩條短腿，像水銀一樣好動。

筑路工程隊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經受著各種艱難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處伸展。

工程隊里已經有九個人開了小差。過了幾天，又跑了五個。

筑路工程剛進行一個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擊――有一天晚上，火車沒有從城里運面包來。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報告了這件事。

工程隊黨組織書記托卡列夫坐起來，把兩條長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勁地搔著胳肢窩。

“真會開玩笑！”他一邊咕噥，一邊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亞瓦像球一樣跑進房間來。

“快去掛電話，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著又叮嚀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對誰也不許說。”

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霍利亞瓦跟電話接線員吵了半個鐘頭，終于同特勤部副部長朱赫來接通了電話。托卡列夫聽他跟接線員爭吵，急得直跺腳。

“什么？面包沒送到？我馬上就查，看是誰干的。”聽筒里響起了朱赫來的怒吼聲。

“你說吧，明天我們拿什么給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氣地朝話筒里喊。

朱赫來顯然在考慮怎么辦。過了好一會兒，托卡列夫聽到朱赫來說：“面包我們連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開車去，他認識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剛透亮，一輛沾滿泥漿的汽車開到了火車站，車上裝著一袋裝面包。小利特克疲憊地從車上爬下來，他因為一夜沒有睡覺，臉色很蒼白。

為修建鐵路而進行的斗爭越來越艱苦。鐵路管理局送來通知，說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車輛，不能把鐵軌和小火車頭運到工地上來，而且發現那些小火車頭還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員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員還沒有著落；現有的人員已經筋疲力盡，要把他們留下來再干，是不可能的。

舊板棚里點著一盞油燈，積極分子在這里開會，一直到深夜還沒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維切克到城里去了，還帶著六個人去修理火車頭，運鐵軌。克拉維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這次派他到供應部門去當監督員，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還是下個不停。

保爾費了好大勁才把腳從泥里拔出來。他感到腳底下冰冷徹骨，知道是那只爛靴底掉下來了。他從到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這雙破靴子的苦頭。靴子總是濕漉漉的，走起路來里面的泥漿撲哧撲哧直響。現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來了，他只好光著腳板泡在刺骨的泥濘里。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沒法干。他從爛泥里撿起破靴底，絕望地看了看。雖然他已經發誓不再罵人，但是這次卻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著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軍灶旁邊坐了下來，打開沾滿污泥的包腳布，把那只凍木了的腳伸到爐子跟前。

奧達爾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個養路工人的妻子，在這里給廚師打下手。這個一點也不老的婦女可真是得天獨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樣寬，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壯，切起菜來真有功夫，不一會兒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奧達爾卡輕蔑地瞥了保爾一眼，挖苦他說：“你怎么啦，等飯吃哪？還早呢。你這小伙子準是偷懶溜出來的。你把腳丫子伸哪兒去啦？這兒是廚房，不是澡堂子！”

她訓斥著保爾。

一個上了年紀的廚師走了進來。

“靴子全爛了。”保爾解釋了一下他到廚房來的原因。

廚師看了看破靴子，對奧達爾卡點了點頭，說：“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讓他幫幫你的忙吧，沒鞋穿就別想要命了。”

奧達爾卡聽廚師這樣說，又仔細看了看保爾，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我把您錯當成懶蟲了。”她抱歉地說。

保爾笑了笑。奧達爾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著那只靴子。

“我們當家的才不補它呢。――不頂事了。我家閣樓上有一只舊套鞋，我給您拿來吧，可別凍壞了腳。受這種罪，哪兒見過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凍，那您可夠受的。”奧達爾卡同情地說。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會兒，她拿來一只高統套鞋和一塊亞麻布。保爾用布包好腳，烤得熱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這時，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養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從城里回來，窩著一肚子火。他把積極分子召集到霍利亞瓦的房間里，向他們講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處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兒，車輪都沒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轉。對那些反動家伙，看來咱們還是抓少了，一輩子都得碰上這號人。”老人對屋里的人說。“同志們，我就跟你們明說了吧：情況糟透了。到現在換班的人還沒湊齊，能派來多少也不知道。轉眼就要上大凍。上凍前，豁出命來也要把路鋪過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動。就是這樣，同志們，城里那幫搗鬼的家伙，會有人收拾他們的，咱們呢，要在這兒加油干，快干。哪怕脫五層皮，也要修好。要不，咱們還叫什么布爾什維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聲音鏗鏘有力，完全不是平時那種沙啞的低音。緊鎖著的眉毛下面，兩只眼睛炯炯發亮，說明他堅定不移，下決心干到底。

“今天咱們就召開黨團員會議，向同志們講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黨非團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黨團員都留下。這兒是團省委的決議。”說著，他把一張疊成四折的紙交給了潘克拉托夫。

保爾從潘克拉托夫肩頭看過去，紙上寫的是：

團省委認為，全體共青團員應繼續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運出以后方能換班。

共青團省委書記麗達烏斯季諾維奇（代簽）。

板棚里擠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個人都擠在這里。人們靠板壁站著，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開會。托卡列夫講話不長，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涼了半截：“明天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揮了一下，強調這個決定是不可改變的。

這個手勢把大家擺脫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團聚的希望掃得精光。一開始，會場里一片喊叫聲，什么也聽不清。人體晃動著，暗淡的燈光也跟著搖曳起來。昏暗中看不見人們臉上的表情。吵嚷聲越來越大。有的人憧憬著談論起“家庭的舒適”，有的人氣憤地叫喊著，說太疲勞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語。

只有一個人聲明要離隊。他連喊帶罵，從角落里發出忿忿不平的聲音：“去他媽的！我一天也不在這兒待了！罰犯人做苦工，那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可憑什么罰我們？逼我們干了兩星期，也就夠了。沒那么多傻瓜。誰做了決議，誰自己來干。誰樂意在污泥里打滾，誰就去打滾好了，我可只有一條命。我明天就走。”

這個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奧庫涅夫背后。奧庫涅夫劃著一根火柴，想看看這個要開小差的人。火柴點燃的一瞬間，照亮了一張氣歪了的臉和張開的大嘴。奧庫涅夫認出他是省糧食委員會會計的兒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賊。”

火柴滅了。潘克拉托夫站起來，挺直了身子。

“誰在那兒胡說八道？誰說黨給的任務是苦工？”他甕聲甕氣地說，嚴峻地掃視著站在周圍的人群。“弟兄們，咱們說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們的崗位就在這兒。要是咱們從這兒溜走，許多人就得凍死。弟兄們，咱們趕緊干完，就可以早點回去。當逃兵，像這個可憐蟲想的那樣，是咱們的思想和咱們的紀律所不容許的。”

這個碼頭工人不喜歡發表長篇大論，但是，就是這短短的幾句話，也被剛才那個人的聲音打斷了：“那么，非黨非團的可以走嗎？”

“可以。”潘克拉托夫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家伙穿著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擠了過來。他扔出一張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樣在桌子上方翻了一個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彈了回來，立著落在桌子上。

“這是我的團證，收回去吧，我可不為一張硬紙片賣命！”

他的后半句話被全場爆發出來的叱罵聲淹沒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這個出賣靈魂的家伙！”

“鉆到共青團里來，想的就是升官發財！”

“把他攆出去！”

“看我們不揍你一頓，你這個傳播傷寒病的虱子！”

扔團證的那個家伙低著頭朝門口擠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樣閃向兩旁，放他過去。他一走出去，門就呀的一聲關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團證，伸到小油燈的火苗上。

卡片燒著了，卷了起來，變成了一個黑色的小圓筒。

森林里響了一槍。一個騎馬的人迅速逃離破舊的板棚，鉆進了黑漆漆的森林。人們從學校和板棚里跑出來。有人無意中碰到一塊插在門縫里的膠合板上。人們劃亮火柴，用衣服下擺擋住風，借著火光，看到膠合板上寫著：

滾出車站！從哪里來的，滾回哪里去。誰敢賴著不走，就叫他腦袋開花。我們要把你們斬盡殺絕，對誰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滾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頭目切斯諾克。

切斯諾克是奧爾利克匪幫里的人物。

在麗達的房間里，桌子上放著一本沒有合上的日記。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場雪。天很冷。在樓梯上遇見維亞切斯拉夫奧利申斯基。我們一起走著。

“我就喜歡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奧利申斯基說。

我想起了在博亞爾卡的人們，就回答他說，我對寒冬和這場雪絲毫沒有好感，相反，只覺得心里煩惱。我向他解釋了原因。

“這種想法很主觀。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應該認為，比方說在戰時，笑聲和一切樂觀的表現都是不許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這樣。悲劇只發生在前線，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脅。然而即便在前線，也還有笑聲。至于遠離前線的地方，生活當然還是照舊：嬉笑、眼淚、痛苦、歡樂、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風波、愛情……”

從奧利申斯基的話中，很難聽出哪句只是說著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一九一七年入黨。他的衣著是西歐式的，胡子總是刮得光光的，身上灑點香水。他就住在我們這幢樓中謝加爾那套房間里。晚上常常來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過很長時間，知道西方的許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認為，我們能夠成為好朋友。因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個女人，其次才看作一個黨內同志。誠然，他并不掩飾他的意圖和思想――他在說實話上，倒是有足夠的勇氣――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達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歡他。

對我來說，朱赫來那種略帶粗獷的樸實，比起奧利申斯基的西歐式的風雅來，不知要親切多少倍。

我們從博亞爾卡收到了一些簡短的報告。每天鋪路一百俄丈。他們把枕木直接鋪在凍土上，放在刨出來的座槽里。那里總共只有二百四十個人。第二批人員已經有一半逃走了。環境確實很艱苦。在那樣的冰天雪地里，他們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經一個星期了。那里有七個火車頭，他們只修好了五個。其余的沒有零件了。

電車公司對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訴訟，控告他帶著一幫人，強行扣留從普夏―沃季察開到城里來的全部電車。他把乘客動員下來，把鋪支線用的軼軌裝到車上，然后沿著城里的電車線路把十九輛車統統開到火車站。他們得到了電車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車站，索洛緬卡區的一群共青團員連夜把鐵軌裝上了火車，杜巴瓦帶著他那一幫人把鐵軌運到了博亞爾卡。

阿基姆拒絕把杜巴瓦的問題提到常委會上討論。杜巴瓦向我們反映，電車公司的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簡直不像話。他們頂多只肯給兩輛車，連商量的余地也沒有。可是圖夫塔卻教訓起杜巴瓦來：“該把游擊作風扔掉了，現在再這么干，就要蹲監獄。難道不能跟他們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嗎？”

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杜巴瓦發那么大的火。

“你這個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們好好商量呢？坐在這兒，喝飽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調。我不把鐵軌送到博亞爾卡，就要挨罵。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請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這兒礙手礙腳，惹人討厭！”杜巴瓦暴跳如雷，整個省委大樓都可以聽到他的吼聲。

圖夫塔寫了一個要求處分杜巴瓦的報告，但是阿基姆讓我暫時出去一下，單獨同他談了大約十分鐘。圖夫塔從阿基姆房間出來的時候，滿臉通紅，怒氣沖沖。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這回是鐵路肅反委員會送來的。潘克拉托夫、奧庫涅夫，還有另外幾個同志，在莫托維洛夫卡車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門窗。當他們把拆下來的東西往火車上搬的時候，站上的一個肅反工作人員想逮捕他們。但是他們繳了他的槍，直到火車開動了，才把退空了子彈的手槍還給他。門窗都運走了。另外，鐵路局物資處控告托卡列夫擅自從博亞爾卡倉庫提出二十普特釘子，發給農民作為報酬，讓農民幫他們從伐木場運出長木頭，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來同志談了這兩件事，他笑笑說：“這些控告咱們都給頂回去。”

工地上的情況十分緊張，每一天都是寶貴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壓力。我們常常要把那些專門制造障礙的人拉到省委來。工地上的同志們不守常規的事越來越多了。

奧利申斯基給我送來了一個小電爐。我和奧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間里并沒有因為有了電爐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們怎樣捱過這樣的夜晚呢？奧莉加說，醫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窩。他們隔兩天才生一次火。

你錯了，奧利申斯基同志，前線的悲劇也就是后方的悲劇！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報告說，博亞爾卡工地全都給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來。人們在清除路上的積雪。今天省委決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鋪到伐木場邊緣。據說，這個決定傳達到博亞爾卡的時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關于保爾，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居然沒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樣受到“控告”，這倒是怪事。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為什么不愿意同我見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襲擊了工地。

馬在松軟的雪地上謹慎地邁著步子。馬蹄偶爾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樹枝折斷，發出劈啪的響聲。這時馬就打個響鼻，閃到一邊去，但是抿著的耳朵挨了一槍托后，又急步趕上前去。

大約有十個人騎著馬，翻過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長條沒有被雪覆蓋的黑色地面。

他們在這里勒住了馬。馬鐙碰在一起，當地響了一聲。領頭的那匹公馬使勁抖動了一下身體，長途跋涉使它渾身冒著熱氣。

“他們人真他媽的來得不少，”領頭的人用烏克蘭話說。

“咱們狠狠嚇唬他們一下。大頭目下令，一定要讓這群蝗蟲明天全都滾蛋。眼看這幫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們排成單行，沿輕便鐵路兩側朝車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業學校旁邊的一片空地。他們隱藏在樹背后，沒有敢到空地上來。

一陣槍聲打破了黑夜的寂靜。雪團像松鼠似的，從那棵被月光照成銀白色的樺樹上滾落下來。短筒槍貼著樹身，吐出火光，子彈打在墻上，泥灰紛紛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們運來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槍聲驚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們立即跳了起來，但是一見房間里子彈橫飛，又都臥倒了。

有人壓在別人身上。

“你要上哪兒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爾的軍大衣問。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頭，就會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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